她曾是外交部喉舌 今天却痛批中国 背后竟在做一件惊天伟业

Kevin

时事记者 8月2日









她曾是一位翻译巨匠，

担任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首席翻译官，

她译制的《廊桥遗梦》不知滋养了，

多少西学贫乏的中国青年。

但她却特别排斥“翻译家”这个名号，

更不愿被人提起她曾是毛主席的翻译，

别人疑她“有反骨”。



她也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

曾接待过尼克松、基辛格以及

美国参众两院领导人的多次访华工作。

还在美国十几所大学演讲。

但她却最不愿被称赞为“外交官”，

别人说她“太清高”。



她还是一个让父母无比自豪的女儿，

文理俱佳，成绩优异，

从小到大一路名校毕业，

在清华大学中受业于钱钟书、杨绛，

钱钟书还为她指导毕业论文。

但她却带头发起学生运动，

号召毕业生不写论文，

工作后又早早“淡出”了体制，

更差点与父亲断绝关系。

别人指她“大不孝”。



但今天，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想听她说话，

想听她言辞激烈的针砭时弊，

想听她慷慨陈词的宣扬“启蒙”，

想听她娓娓道来的回忆往事。


但却很少有人能觉察到，

其实，她并不是在演讲，

而是在悄悄进行着一项，

足以撼动全中国的惊天伟业......

  

她，就是资中筠




1930年，她出生于上海，

这是一个钟鸣鼎食之家，家门显贵。

父亲资耀华，

是民国著名的银行家、金融学家。

“中国银行”这个名号，

就是由于他的建言才能得以保留。

国民党的蒋介石说他：“抗战有功“。

而共产党在其讣告中也说他：

“对共和国的建立有襄赞之功”。

母亲童益君，是一位有着惊人，

数学头脑和逻辑思维的知识女性。

他们将3个女儿都培养成了，

各领域卓有建树的佼佼者。

1970年，母亲与资中筠女在河南干校时合影


二妹资华筠是著名舞蹈家，

其50年代表演的“飞天”、“孔雀”，

几乎无人不晓；

小妹资民筠知名教授，

是中国空间科学学会

和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会员。


1941年全家在天津，后排左一为资中筠


而她，是三姐妹中最为优秀的长姐，

承载了父母最大的期望。

也许正是因为，

在这样过于耀眼的家庭中成长，

才让她日后的路，

先是一帆风顺后又充满了“坎坷”。



资耀华、童益君夫妇与女儿资中筠、资民筠、资华筠


她从小品学兼优，如温室花朵一般，

文静美好，纤尘不染。

学业突出，在艺术上也颇有造诣。

她自小与钢琴结缘，师从刘金定先生。

刚一中学毕业，就举办了一场，

个人钢琴独奏会，小小年纪，就能演奏，

巴赫、肖邦、贝多芬、舒曼等世界名曲。

虽经逢乱世，却依然能过着，

岁月静好、琴声书影的桃源生活。



青年时代弹钢琴的资中筠


但这样一潭静水的日子，

在她1948年考入清华大学时，

出现了涟漪。



1949年，她正上大二，

北平城已解放，

清华园中播放的歌曲已换成了，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学生们受到新中国感召，

全都无心学习，

大批学子纷纷南下工作，

以期报效祖国，

而她身虽未动，心已走远。


1931年九一八事变期间的宣传口号



1950年，抗美援朝，

校园里更是流行着：

“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书桌了”

这样的“热血呼告”

作为班长的她再也坐不住了，

甚至都不顾及自己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

钱钟书的建议。


她开始发动全班向系主任请愿：

要求取消毕业论文，之后，

她又动员全班女生，

在一个清晨爬到教学楼顶，

“在红旗下宣誓”“把一切献给祖国”。


这些举动让很快她成为了，

当时清华大学的“学生进步领袖”。

但就算是如此“进步”，

也挡不住后来父亲被打成，

“大奸商”“里通外国”，

她再也不是“根正苗红”了，

就是在这样逼人眩晕的红色浪潮里，

她被分配到政务院工作。


由于父亲被批斗，她在单位里备受压力，

一再被教育、被洗脑，

组织要求她揭发父亲，

而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出，

父亲有什么“反动的”言论？



环境竟要把她逼迫到，

要“断绝关系”以明志。

心高气傲的她，纵使再不愿意，

纵使明知这会成为她一生的痛，

她也不得不与疼爱她的母亲、

儒雅博学的父亲“划清界限”，

与家里的两个亲妹妹“保持距离”，

“文革”“右倾”意图斩断她的血脉亲情。

但她默默发誓，

终有一天会将这段历史说与后人，

是非对错，将由世人评说。



在那个纷乱的时代，

人的力量太渺小了，

她本应默默无闻的过此一生，

但组织一声令下，

又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

由于当时中国急需外交人才，

而她过人的语言天赋，

使她被分到了外事部门，

从此，她便开始了，

近三十年的外事工作生涯。


1958年，她作为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被派驻欧洲，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工作，

在这里，

她结识了此后一生的伴侣——陈乐民。



如果世事安稳，她也可以和丈夫，

在国外过着无扰的悠闲生活。

但命运使然，她注定与安定无缘，

注定要在日后回到中国掀起波浪。




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

中国代表处也逐步撤出，

她与丈夫也随代表团颠簸回国，

之后，她担任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翻译。


在她的印象中，周总理记忆力惊人，

能够记住每一个服务员的名字。

这段为最高领导人翻译的经历，

成了她后来为人知晓的标签，

却也是她最不愿承认的“标签”。

因为她一直认为，自己“志不在此”

但那时的她却不知，

她真正的“志向”，

却能大到日后影响全中国！


  

她本应一直做个杰出的翻译，

或是外事工作者，

或是钢琴家，或是文学家，

无论哪一样，以她的资质，

都会是行业翘楚。


但后来的“文革”，红潮翻覆，

人生的起落不是自己能掌握的。

随着“一号战备令”的下达，

她被下放至一个劳改农场，

从此放下了书和笔，

开始了“田园布衣”的村野生活。




她一直是家人捧在手心的明珠，

是积极进步的“学生代表”，

是单位工作的骨干。

她有骨子里的好强和骄傲，

但在五七农场，在农村，

她的才华无处施展，她的抱负，

在田地、庄稼面前显得太虚幻。


那段时期，

她一直觉得是“身非我所有”。

就在她以为一辈子都要与秧苗为伴时，

命运再一次出现了转机。


1972年，

随着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中美关系开始破冰，

紧接着尼克松访华。

此时的中国外交部急需一位

精通外文、深谙中美历史的翻译，

而她，正是不二人选。

于是她再度被启用回到中南海，

主管对外工作。


但此时再入仕途的她，

已不是当年少女，

她更冷静，也更超脱，

对于政治也有了另一番思考。



眼见“文革”愈演愈烈，

理性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

是个人崇拜和盲目从众，

她开始担忧：

“这个国家的逻辑太荒唐了”

此时，一颗“疑问”世事的种子，

开始在她心里生根。



文革结束后，她与丈夫主动提出请调，

要离开外事单位，去科研所工作。


这在当时看来是近乎疯狂的决定。

要知道，

外交部可是位高权重的重要部门，

而研究所则是无人问津的“清水衙门”。

放着大好的前途不要，

偏偏要去过清心寡欲的书斋生活。


但她却不顾外界的流言蜚语，

离开的无比坚定。

经历了太多的起起落落，

她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



丈夫陈乐民 ，欧洲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


在驻美研究所期间，

她重新拾起了文学的笔，

创办了中华美国学会，

还担任起《美国研究》杂志的主编。

也是在这段时期，

她翻译的《廊桥遗梦》传播国内外，

使她声名鹊起。



但她并没有借此衣锦还乡，

而是继续选择留在研究所，

搞学术，写文章。

她始终认为，自己不是“翻译家”，

而是“学术工作者”。

翻译只是消遣，自己的主业是：

研究现世问题，

探讨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如何守住人格和国格的完整，

如何追求心灵的自由。

其实，

她一直坚持的是真正的士人风骨。


1988年，资中筠先生在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工作时所拍



也许是经历了,

太多“文革”时风雨如晦的压抑，

她对这来之不易的平静生活格外珍惜，

终于能“我笔归我有”了。


她说过：“70年代末，

随着新时期的到来，人性、良知、

真善美的追求都在复苏”。

那时候的她认为在美国搞学术研究，

是她人生中最为放松和自由的时光。


但当时她万万不会想到，

待20年后，在她两鬓霜发时，

才是她恣意谈古论今、

真正影响中国之时。



在周有光先生《从世界看中国》读书会上


1996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后，

她开始走入了中国大众视野，

并开始了大量的自由写作，

还曾与易中天，韩寒，

以“所谓文化大国”为主题进行了讨论。


近二十年来，

她在报刊杂志和互联网上，

发表了大量的散文、随笔、杂记。



一开始，她是以一种追忆往事的态度，

回顾经历过的波折和苦难。


但她并不是一个，

伤春悲秋的文艺写作者，

她也不是一个，

沉溺于过去的哀悼者，

她是一个战士，

一个曾见过中国的“国难”，

体会过人间冷暖的文学斗士。


“文革”的经历告诉她，

软弱和视而不见无法拯救自己，

更遑论拯救中华民族和我们这个国家，

只有坦荡直言，才有希望救国、强邦。



她不是政客，不是军事家，

三十多年的研究所生活，

甚至让她远离了“体制”。

面对各种言论和媒体，

想探讨国情、提出质疑，

那是难上加难。

但她知道她还有手中的笔！



清华的天之骄子、翻译家、

下放、父亲被批斗、平反、

退居他乡、重归故里......

一幕幕，

都在这个耄耋老人脑海中重现。

于是，她写下了《治安策》，

写下了《斗室中的天下》，

写下了《老生常谈》

......

她言论中的真知灼见

让闻者无不感怀。


知识分子并不少见，

而敢于说真话、

揭伤疤的知识分子是少之又少，

大家尊称她为“资先生”，

不仅仅是因为她丰厚的资历，

也不仅是因为她通贯多领域的才华，

更是因为她的气魄、远见

和那颗深沉的爱国的心。


大家都为这样一位

“有坚守”的知识分子所折服

她也成为了，

“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



是啊，

只有经历过，才能如此深刻，

在她的笔下，

她毫不避讳，言辞激烈，

有些更是一针见血，

揭开了中国的最痛的伤疤。


她在《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中，

就详细的描写了当时全国饥饿的惨状。


她以己为例，述说当年怀孕时，

赶上“大跃进”后三年困难时期，

那时的国民，不只是食不果腹，

而是家中连一粒余粮都没有。



她完全没有一般孕妇挑食、呕吐等反应，

那时的记忆中就只有饥饿。

偶尔吃上一次同事家做的小米粥，

烙饼摊鸡蛋，就让她觉得是，

人间美味，“终生难忘”。


1963年肉票

1966年全国通用粮票


她和丈夫都因为长期饥饿患上了浮肿，

丈夫有一次因为饿的腿软摔到水沟里，

差点就被淹死。


而邻居跟她说，

乡下家里饿死了人的事情时非常平静，

没有眼泪、没有叹息......

不是他们不近人情，

而是在当时的环境下，

人人自危，饿殍遍野，

谁都不知道,

能不能活着捱到明天。



那段艰难的历史，

当时中国是严禁对外声张的，

因为要维持“国家形象”。


更讽刺的是

在那个“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年代，

中国代表团出国开会时,

无论男女竟被要求,

必须在脸上化妆，以“遮盖菜色”，

不惜一切都要保护好国家“繁荣昌盛”的形象。


那段让人含泪叹息的历史，

那些大家不愿去触碰的伤口，

一直都让世人讳莫如深，

可她却偏不!

她说要刮骨疗毒，就必须将伤口揭开。

“不阿世、不迎俗，

不以成败论英雄，

不以荣辱定是非”



于是她笔耕不辍的写，

写以前的中国，

也写现在的中国。

她用词之狠、下笔之绝，

被人称为是“八十岁的老愤青”。



她说：

“国民党的时候是官场腐败，

学界，文化，新闻没有全腐败。

而现在各行各业都腐败，见惯不惯”。


她说：“中国的危险，

不在于揭竿而起的动乱，

而在于全社会的溃烂”。


她说：“报纸越干净，社会就越肮脏”


她说：“我们整个民族从精神上烂掉了！”


她说：清华是“聚天下英才而摧毁之”。


她说：“中国的儿童都学傻了，

我们的教育从根儿上腐败了”。


她还说：“中国教育不改变，

人种都会退化”

......




她说了太多太多，

每到一个地方，

每到一所大学，

她都不停的讲，

每一次演讲都会引起巨大的关注，

她抛出的每一个观点，

都能掀起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


    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越来越缺乏了创造力？

    为什么幼儿园的费用比大学要高？

    为什么我们谈了这么多年的爱国，却没有人能说出爱国的内涵？

    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爱国人士，很多都是倒在了自己人的斗争中？

    为什么我们一边高唱言论自由，一边又不允许文化传媒的批判？

......



她讨论的话题，直指中国文化内核的要害，

每一个都触及中国文化的根，

每一次演讲都如平地惊雷，

每一篇文章都犀利而深刻。



如果说她的目的是演讲，那她成功了，

她的讲词精辟深邃，引人沉思；

但她的抱负绝不仅仅只是当一个传道者，

她还有更大的计划，

这个计划足以撼动全中国！




那就是她要让中国人觉醒！

让中国人拨开现今经济迅速腾飞的迷雾，

在这个一切都只“向钱看”的社会里，

看清我们国家内核里最脆弱的部分，

找出中国现在缺失民族文化、信仰的原因。


她原来是想当一个殉道者，一个引路人，

以自己的暮年安稳生活为代价，振臂高呼，

她希冀得到国人的注意，

让整个中国不再讳疾忌医，

不再对走过的弯路三缄其口，

让中国文化重新崛起，

让中国人民重拾信仰，

这才是她要做的惊世伟业！



她的著作中，最让人深思的，

就是对“中国模式”的质疑。

她在《也谈·“中国模式”》一文中，

对近年来国人们所乐道的“中国模式”

进行了冷静的分析，泼下了一盆冷水。


她说“与其高唱中国模式，

不如低头寻找中国道路”

甚至，

她还抛出了“社会主义国家”与

“资本主义国家”之惑，

提问：“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究竟在哪里？”


她“骂”中国当下的教育之势力，

“骂”社会道德之退化，

“骂”文人之铜臭，“骂”体制之黑暗。


她谈论“爱国”，

告诉我们什么是“伪爱国”

她谈论“思想”，

说“唯有思想是钱砸不出来的”。

她谈论“公益慈善”，

说“中国的公益会因噎废食”

她谈论“启蒙”，

说“中国需要再启蒙”，

“现在的中国是伪现代化”。


她谈体制、谈文化、谈国际、

谈政治、谈教育、谈民生......


言论之大胆，观点之犀利，

现今中国，无人敢出其右。


资中筠在“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国际视角”的国际论坛上发言


可随着她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

随着她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质疑和非议也铺天盖地而来。


有人说，她是在炒作；

有人说，她是在无病呻吟，

谈论的问题都是隔靴搔痒；

还有人说，她一把年纪，不颐养天年，

反而出来装学者，招摇撞骗

......



何其哀哉！

80多岁高龄的她，发已白背已驼，

在讲台上，能明显看出讲说时间一长，

她的身体便支撑不住了，

持演讲稿的手也会微微发抖。

她知道自己是，

“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


薄暮之年的她，痛恨媒体的断章取义，

多次表示不希望扩大宣传。


2015年9月，85岁的资中筠在湖北十堰乡村幼儿园考察幼儿教学情况



她是性情中人，要她违心说话，

是极难的，

而要她闭口不言，也是极难的。


她的文章有“戾气”，更有“底气”。

先生既是学者，又是“良医”

医者仁心，文人“痛心”。


她以笔为刀，

誓要划破民族文化腐烂的疮疤，

让假仁义和伪进步无处遁形。


她登台授教，

不顾自己87岁的高龄，

一遍遍为历史和真理发声。


她追求自由，

不倚靠旧时的至高名誉，

而决意为“真正的志向”奉献一切。



2017年，她出版了音乐自传《有琴一张》以缅怀过去


何为“文人风骨”，何为“忧国忧民”，

在先生身上可以找到答案。

历经“文革”洗礼，半生颠沛流离，

归来仍一腔热血；

不忘旧时遗恨，思索救国良策。

以一己之力，

力挽时代飞速发展之狂澜，

一遍又一遍让中国：

“慢一点”，“稳一点”，“净一点”。




一声“先生”，一生奉献；

为国为民，揭疮敷药；

时代负我，而我报之以大爱，

流言谤我，而我回之以淡然。


先生一辈子光明磊落，

才能如此敢言敢行，

这样的人，

才是“真正的”“自由的”；

这样的老人，

才是让吾晚辈甘心聆教的智者。



这时代，太浮躁，

这世界，又太喧嚣；

让我们一起坐下，

倾听她来自“旧时”的声音，

重温中国往事，指点激扬江山，

语重心长，鞭辟入里。

这才是中国学者应有的风范，

这才是值得国人点赞的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