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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大中型公司的中层管理者往往要在海外工作一段时间,才能获得晋升至高级领导层的机会。为何越是管理成熟的组织,越是强调管理者必须有跨文化管理的经验呢?英国伦敦商学院教授罗伯·高菲(Rob Goffee)及其合作伙伴加雷斯·琼斯(Gareth Jones)在对领导力的研究中指出,多数卓越的领导者都有复杂的认知和观察技能组合,而这种“情商”完全可以通过后天努力习得。
他们发现,如果你在早年生涯中曾频繁迁徙,那么观察和认知技能会强于只在一个地方居住过的人。如果管理者在成长阶段有大量工作生活体验,这有助于提高他们阅读理解不同人群和场合的能力,进而更有效地管理员工,并寻求个人和组织的发展机会。
但具体来看,跨文化体验会在哪些方面给人启发和提升?日前,《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采访了启德教育集团留学事业部副总裁,并著有《胜任未来》一书的郭蓓女士。郭蓓女士在高中赴日本留学,考取东京大学后,先后进入顶尖的华尔街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2008年,她再次扬帆远航,前往美国就读哈佛大学MBA,毕业后回到中国发展。她在采访中分享了在不同文化中的观察思考,以及对教育和管理的反思。
HBR中文版:你在中学时期就选择到日本留学,这段早年经历对你后来的性格和事业发展有哪些影响?
郭蓓:我在上海复旦附中读高一时接待过海外交换生,他们超强的自信心和能力激发了我出国留学的念头。正好那一年日本的中学来附中招生,并提供奖学金,但前提是参加日本高考并且考上当时亚洲排名第一的东京大学。初生牛犊不怕虎,我16岁第一次走出家门,踏出国门。
从日语零基础到参加日本高考,那段两年多的高中岁月,是对我的意志力的最强大的历练。我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去拿《朝日新闻》报纸逐字查字典阅读,五年用坏了三个电子词典。我在新书《胜任未来》中提到,意志力是每个人的根源能力,也是最难锻造的。
在东京大学的那四年岁月,是对日本文化的真正体验。我当时师从日本生产管理研究第一人藤本隆宏教授。他80年代在哈佛的博士论文写的课题就是当时震动美国商业界丰田汽车的生产管理体系。老教授毕生跑了来自各行各业一千多个的工厂,身体力行地教会我研究永远要到现场去勘探了解。直到现在我都每年跑30多个城市去了解当地的客户和团队。在跟着藤本教授的研究小组跑工厂的过程中,我也亲眼见识到日本的匠人精神,日本企业将设计理念转化为产生附加价值的流程,以及他们对于传承和文化的极度重视。
HBR中文版:从大学毕业后,是否感受到日本主流的“女性最终要回归家庭”的职场文化?
郭蓓:日本是一个上下等级森严的社会,并且整个大环境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即便是高学历的女性也难以避免。这容易造成企业对女性员工差别对待。我的实习和第一份工作都是在日本内资企业,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一切。
但比起中国女性,日本女性的人生选择可以说是更自由,有更多的支持。全职太太有法律和社会福利的保障,甚至可以帮助先生减免税金;如果先生去世,也有机会可以获得国家的资助和补贴。职业女性可以选择全职或者兼职,日本大多数中大型企业都有成熟的兼职体系,更是出台了很多福利政策鼓励更堵女性出来全职工作,包括男性陪产假以及免除两岁以下孩童保育园费用等。日本的孩子从六个月大开始就可以送保育园。
相形之下,我反而觉得中国对女性职场选择的社会认知是苛刻的。做兼职或者全职太太容易被视为一种人生选择的后退,而职业女性又被要求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事业与家庭平衡,却没有完整的社会支持体系。所以我们应该思考,男尊女卑的社会究竟是中国还是日本呢?
HBR中文版:你在日本的职业发展比较顺利,出于什么契机,又选择到美国哈佛大学读MBA呢?
郭蓓:经历了日本本土公司后,我最终选择了更平等自由的外企。但受日本文化的影响,我的工作方式和个性都带有明显日本印记,比如协作精神、避免冲突和争端、寻求全体共识、谦虚保守、为他人着想。当然,这些都是很好的品质,但在这种环境中,你的个性和创造力难免会有所压抑。
因此在日本工作到第四年时,我的英国老板鼓励我跳出现在的金融圈子,再次感受跨文化经历可能带给我的冲击和改变,他说的那句 “你是属于世界舞台的”给了我很大震动,让我下定决心漂洋过海二次求学。
HBR中文版:在美国的文化中,你又得到哪些收获?
郭蓓:日本讲究“和”,即求同,而美国恰恰相反,他们求异。哈佛商学院最著名的就是案例教学法——每个人上课前提前阅读好案例,然后在课堂上针锋相对地讨论。最初这种差异的冲击使我我完全不能适应这种教学方式,不会表达,但课堂表现占到总成绩的50%,所以我开始学习展示自我,并在这个过程中影响他人,其实这也是哈佛对领导力的要求。
在哈佛的两年,我更有意识地发掘自己的独特性,比如中国人、在日本待过十年、亚洲女性等等,并利用这些标签建立并提升自己的特征。换句话说,这些“不同”综合起来是我展示独立灵魂和差异性的优势。我感觉到一种不同的自信。
HBR中文版:在进行深刻的自我定位后,你选择回到了中国。
郭蓓:对的。有一点我想得很清楚:我需要回到阔别十二年的祖国,重新整合自己的人脉以及对中国行业的了解。哈佛毕业后我加入启明创投,中国前十的风险投资基金。通过两年多与教育、互联网和消费品行业中最有创新和生命力企业家的交流,我发现教育业对我的吸引力最大,因为我本身就是通过教育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而且在育人的过程中,我能收获最大的成就感。因此,在向实业转型的过程中,我选择了人生第一家民营企业,进入了启德教育担任高管。
HBR中文版:现在主要的工作和业务理念是怎样的?
郭蓓:我现在在做国际教育,为留学生打造个性化的全套解决方案。我们希望以此为契机,弥补当前教育的缺口,并为学生提供有针对性且实用的培训和建议。
大多数学生和家长可能最迷茫的就是对于孩子未来的定位。有人仰仗学校的排名,有人仰仗专业的热度,但学生本人的意愿和成长需求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会与大数据公司合作,开发专业的测评工具,从多个维度了解学生,比如性格、兴趣、能力等,然后判断出学生未来可能适合的职业方向,最后倒推出他们的专业该是什么。我们对能力的诠释也不一样。根据我的个人经历,加上这些年的教育经验,以及与大量学生及家长的沟通,我总结出了中国年轻一代需要真正关注的核心能力和思维,如最基础的认知能力和意志力,更上层的人生设计能力和思维能力等——这些能力已经不仅限于做一份工作或学一个专业需要的能力,而是胜任自己的人生所需的能力与思维。我们希望能在这个层面上给学生启迪和帮助,而这也是当前教育系统,包括家庭教育中缺失的一环。
HBR中文版:从银行证券和咨询行业,进入实业并担任高管,你有哪些改变和成功经验?
郭蓓:我现在是产品部门的高管,所以每次我在整合资源时都会从产品或者战略发展的角度进行决策,而此前我可能只能从财务的角度去思考如何支持业务。我在管理企业的过程中,能够感到过去在日本培养的匠人精神、对于一线现场的关注、团队精神、跨部门合作意识,以及在美国学到的如何利用个人影响力引领他人,再到从中国民企学到的脚踏实地,都是我做好这份事业的奠基石,或者说成就了我今天的领导力。
另外,我对自己的管理方式颇为自豪——其中的核心理念是成就他人。我愿意担当给予者的角色,无私地带领身边的人共同成长。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岗位做到更出色,所以我会帮助和指引员工突破自我,不断提升。如果他们有进步,我会毫不吝惜溢美之词;如果他们犯错误,我会主动承担责任。
更重要的是,我会无私分享我的所得,不会害怕被超越,因为只有你的团队中每一个人在他们的细分领域里比你更强,整个团队实力才会最强,我们的决策和执行能力才会最强大。成就他人就是成就自己。当我分享出自己的知识和心得,我会越发努力地不断充实自己,希望补充新的观点和能力,也实现自己的进一步成长。我也鼓励所有人都分享自己的想法,不要困在自己的专业里,因为只有了解其他声音,才能对公司业务有全面的认识并形成综合能力。我觉得这种将所有人都凝聚在一起的能力,或者说亲和力是女性领导者的强项,同时也是非常值得借鉴的管理风格。
刘筱薇 | 文
刘筱薇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编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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