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榜样就要担负责任”

Sanda

　　萨莉·莱德（Sally Ride）小时候就觉得自己长大会做物理学教授，后来果不其然。但在此之前，她是美国首位女性宇航员。之后，她成立了萨莉·莱德科学公司，专注于提高儿童科学教育，她称其为“国家势在必行的事业”。2012年，萨莉因病去世，享年61岁。

　　HBR：外界一直说你不愿被视作榜样，但你现在却成为公司的公众面孔。你是怎么转变角色的？

　　莱德：我并不是为了成为榜样才从事物理工作或加入航天部门。但在我的首次太空飞行后，我发现自己已经被视作榜样了。我开始理解这件事对大众的重要意义。年轻女性需要看到自己梦想行业的榜样，才能想象自己有朝一日从事这样的工作。人们无法变成自己从未见过的人。

　　说说你决定做宇航员的过程。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报纸每天的头版几乎都是关于太空的计划，这是当时最酷的事。我很崇拜宇航员，但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他们的一员。我热爱科学，大学和研究生都是奔着做物理学家去的。我想成为大学教授，做物理研究员。就在我准备博士论文答辩前夕，看到斯坦福大学学生报纸上的一则广告，说NASA在招宇航员。看到广告的那一刻我意识到，如果有机会，这才是我真正想做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NASA居然选择了我，我的人生从此发生了巨大转折。

　　班上35个人，你是6名女性之一。你对在这方面开辟先河有什么感想？

　　我并不觉得这是开辟先河，看上去有点荒谬，但我对于能得到这个机会感到兴奋，想着有一天可能会驾驶航天飞机。我关注的是这个。

　　所以NASA并不是“男孩俱乐部”？

　　的确存在一些文化冲击，因为大家习惯了战斗机飞行员都是男性。但我们这个35人的班级绝非男孩俱乐部。我们在一起时间很长，建立起同志般的友谊，也有互相支持的系统，很快我们几名女性就融入了。话虽如此，我还是感到欣慰，有6名而不是2名女性。说明NASA明确希望让更多女性加入宇航员部队，增加性别多样性。

　　你认为NASA为什么选择让你成为美国首位飞往太空的女性？

　　我不知道。他们有选拔流程。我认为很多是选拔者的直觉，我们六个选谁都有可能。

　　这份荣誉有消极的一面吗？

　　很难说是消极，但我不像团队中的男性那样，很清楚自己的任务，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在太空中出色完成工作，在这方面我感到很大压力。在我们为首次飞行进行准备的一年训练中，压力不断积累。

　　执行太空任务时，你身处一个高压、关系密切的环境里。在这样的情况下，愉快合作的秘诀是什么？

　　选拔宇航员的负责人工作完成得很好。我们几位相处融洽，到发射飞船时，大家亲密无间，就像几位兄弟姐妹一起飞行，协作顺利，像上了润滑油的机器。

　　挑战者号飞船事故发生在你的第二次太空飞行后。你当时也参加了调查委员会，17年后，你也参与调查了哥伦比亚号事故。这些意外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

　　NASA在质量控制、风险管理和重视细节方面声誉很高，充分理解一切都必须零差错。但是NASA却没能保持住这种专注。两次灾难很重要的原因之一都是，出现问题，不立刻解决，而是拖延。

　　挑战者号事故发生当时，在NASA工作的人，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教训，会铭刻于心。但是机构本身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确保加入NASA（后升至高管职位）的新人能够学到这些教训。NASA并没有官方的，制度化的方式将这些教训传承下去。空军一号很有名的一堂课是，利用挑战者号事故做案例研究，进行管理培训。但NASA从没有过类似培训，这个问题在后来的哥伦比亚号事故中浮出水面。

　　NASA请你协助制定第一个战略计划，这听上去不太像是曾当过宇航员的物理学家的工作。和我们说说这个过程。

　　貌似八竿子打不着，但在培训宇航员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认真理解机构各组成部分。宇宙飞船的发射过程异常复杂，成千上万政府雇员、承包商和宇航员必须确保所有部分运行良好，这关乎他们的切身利益。因此，尽管宇航员不管这一流程，也能看到对我们飞行来说所有重要的事情，甚至不重要的，并参与所有决定。

　　所以，我在管理和规划方面的经验也许比你想的要多。我被派到NASA总部大约两年时间，为我们创建的和未来有关的所有文件和流程感到自豪。这和太空任务有很大不同，但绝对是需要协作的流程，需要推动讨论，倾听他人意见，创造学院气氛，让大家可以共同制定出一个适合整个机构的战略愿景。

　　你是如何选择离开NASA的时机的？

　　我一直想要重回学术界，因为我很热爱物理和做研究，热爱学习知识和教学、调研、推动学术前沿发展。我当时被安排参加第三次太空飞行，打算之后就离开。但是挑战者号事故发生后，太空飞行被禁了几乎三年。那时离开肯定不合适。所以我一直等到调查结束后一年多，但这段时间对我来说很漫长。你开始忘记自己的知识，越来越难理清思路，重新开始研究协作。所以如果我想要重回学术界，当时是最后的机会。

　　你后来成立了萨莉·莱德科学公司，成为创业者。

　　我做了15年教授，多数时间都从事教育范畴的工作。我发现自己很想和K-12（美国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儿童教育）的师生共事，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对科学抱有真正的兴趣，但随着学校教育逐渐消失。后来我希望能够成立一家公司，更进一步聚焦于4-8年级的学生，我们正是在这个阶段慢慢流失学生，特别是女生和少数族裔。于是开始我休2年假，之后变为3年、4年。我太喜欢这份工作了，最后干脆决定退休，不做教授了。

　　美国今天的科学和科技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首先，先退一步，这是国家势在必行的事业。我们的教育系统未能培养出让美国参与全球竞争所需的劳动力。如果你和技术领域的企业领导者探讨这个问题，他们肯定感同身受。我们的体系也没能满足孩子们的需要，未能提供给他们成功所需的技能。不仅我们需要下一代火箭科学家和环境工程师，还需要为所有学生提供出色的科学、数学和技术教育环境。到他们毕业的时候，他们需要这些技能获得养活自己的最基本工作，并成为有科学常识的公民，能针对健康和环境问题作出精明的决策。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当改变科学教育的方式。学生需要理解一些科学概念，而不是记忆大量数据。我们还要大幅提高科学和数学老师的质量，特别是小学教师，一般这些老师几乎没有科学背景，所以不擅长教授这些内容，也不懂如何吸引孩子与他们互动。如果你无法让学生理解为什么这件事很重要，以及为什么它其实很酷，他们就会慢慢远离科学。所以我们要为教师提供更好的培训和继续职业教育。

　　你从一开始追求科学和航空学的创新，转而追求教育创新。在各个领域，刺激创新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有非常多的创新者有数不清的好点子，但他们的工作很基层，也许没有必要的资金将想法让更多人，比如一整个学区或者一整个州知道。所以我觉得相比想出更多点子，更重要的也许是将所有好点子汇集起来，安排优先级，帮助它们实现比现在范围更大的影响力。

　　萨莉·莱德科学公司是承载大众使命的营利机构，而NASA也和人类太空探索方面的私有企业合作。为什么要将这类事业商业化？

　　在萨莉·莱德科学公司，我们觉得让公司商业化很重要，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在管理公司方面将采用不同标准。我们必须运营一个高效机构，产出学区、老师或家长付费购买的东西。这也同样适用于太空商业化。那些已经涌现出来，并在早期阶段已相当成功的公司，坚信自己可以比政府更高效地完成工作。当然他们缺乏NASA在各项目中层层监管和质量控制的财力和精力，所以这点也要平衡和协调。

　　在我们积极追求商业化的时候，我本来更倾向于继续宇宙飞船计划。现在我们有了6-7年的一个间隔，不能送任何人到太空。但这恰好说明，根本不可能同时关注这两者，因此大家决定将重心放在商业方面。

　　现在你成为萨莉·莱德科学公司的公众面孔。但同时你仍然是一名非常注重隐私的人。你拒绝了背书、自传等邀约。你怎么处理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界限？

　　我的方式是，弄清在我心目中，我的名字和助力真正能发挥作用的地方。过去几年里，一直是科学教育领域。一旦我有了这个清晰的目标，就很容易对摆在面前的机会释怀，并从容拒绝。

　　从你开始职业生涯到现在，女性参与科学领域的情况有改变吗？

　　改变没有大多数人期待的那么多，但改变并非易事。很多女孩子从高中毕业到大学，选择物理或工程专业，进入职场，这个过程需要时间。现在后备军正在增加，但还有商业文化、学术文化相关的其他问题。一个群体有自我复制的天然倾向。所以在招聘过程中，如果一个部门有20名男性，往往会招聘男性。这种情况很难打破。在技术行业、国防行业和航空业尤其如此。女性比例比大家期待的少。但观察过去20年都在关注这件事的公司，会发现存在明显区别。这类领域，在达到临界量之前，你必须要一直保持警惕。

　　艾莉森·比尔德（Alison Beard）|访牛文静|译 王晨|校 万艳|编辑原文参见《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8年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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