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砺石导言
“我们希望别人能读懂中国，也该努力去做有助于自己被读懂的事情。但别人一时读不懂，或不想读懂，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自己，不能读不懂自己”。著名财经观察家秦朔先生认为，“中国的竞争力不是单一要素的竞争力，是结合了复杂、丰富的专业化分工和劳动力技能的综合性竞争力，是不容易替代和移走的。这种竞争力的背后，是因为对人民的信赖，对市场的信赖，所绽放的自由奋斗、力争上游、不懈进取的中国人的精神特质”。
秦朔 | 作者
秦朔朋友圈 | 来源
1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有人用我熟悉的文字，说着我陌生的话。
无论是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讲话，还是彭博商业周刊的报道，我都再一次想到“后真相”这三个字。他们的大量时间都消耗到这样一项工作中，就是用丰富的想象或者联想，与选择性裁剪的事实结合，绘制他们眼中的中国真相。
这样的工作并非始自今日，但今日尤甚。其特征是——“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比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
这个定义是2016年11月22日《牛津词典》宣布2016年度词汇是“后真相”（post-truth）时的定义。它反映了这一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在政治上的高度紧张状态，也反映了随着社交媒体越来越成为新闻的来源，人们对传统主流媒体提供的事实越发不信任，事实和真相正陷入虚无化。
后真相时代，立场越极端，敌人越鲜明，越容易迎合和操控民意。这个时代流行的，是断言、猜测、感觉，是通过对事实进行“观点性包装”，强化、极化某种特定看法。
后真相时代，政治正确永远高于事实准确。所以“后真相”主要在政治领域展开，即“立场重于事实”的“后真相政治”。它和盲人摸象有相似之处，也不完全相同。盲人摸的时间越多，摸的部位越多，会离大象越近。但被“后真相”主导的人，摸的再多，再久，也摸不到大象，摸到的永远是妖魔。
正如从特朗普到彭斯，反反复复声讨中国干预美国中期选举，能举出的例子，无非是《中国日报》在《得梅因记事报》上用广告方式刊登了四个版面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中国日报》报道过的，涉及中国的方方面面，关于中美贸易争端只有一篇。在两国关系交好时，对此类“供版合作”，美国政府予以肯定。现在则是干预内政的证明。
有人说《中国日报》的广告选错了时机，其实，在后真相时代，即使没有这个广告，彭斯先生还能从美国智库那里找到其他佐证。
彭博是世界著名的金融数据供应商。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后，《商业周刊》经营困难，被彭博收购，更名为《彭博商业周刊》。它最近刊登了一篇引起轩然大波的报道，说一家由台湾华裔技术人员创办的生产服务器主板的公司（SuperMicro，超微），在外包给大陆的工厂生产时，被解放军搭载了铅笔尖大小的“间谍芯片”，从而侵入苹果、亚马逊等30家美国公司。且不说硬件方面的“后门”，如果设计者不参与，只靠在供应链上做“工程变更”极其困难，即使真的发生，也只是极个别情况；而且苹果和亚马逊这两家市值万亿美元的公众公司，都已迅速发出声明，苹果从未在任何服务器里找到过可疑芯片、硬件操控或者漏洞，亚马逊在亚马逊和其收购的Elemental系统内没有发现过任何超微主板上修改过的硬件或可疑芯片。
《彭博商业周刊》的报导有没有一点影子呢？有。2016年，苹果发现了一枚受到感染的超微主板。苹果称，当时在内部审计时发现这台主板存在驱动漏洞，但只是独立事件。2016年已经终止了超微的供货合同。苹果多次告诉记者，自己没有在超微主板上找到问题，但报道还是要拿苹果说事。
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呢？台湾的服务器供应商说，文中的事情都是2015年前后的，现在拿出来，正值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及美中贸易争端正炽，时机耐人寻味，“美系客户对将产线迁离大陆的要求，会越来越强烈”。将美国高科技企业的供应链逼出中国，全部挪走，这是特朗普乐见的。
2
中国有没有问题呢？当然有。问题还不少。
但中国的问题是不是像彭斯的“后真相演讲”与彭博的“后真相写作”所呈现的那样呢？当然不是。
历史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大图景。
美国在1894年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那一年，甲午海战，中国彻底沦落。
1944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美国开始主导全球经济游戏规则，最近大半个世纪可以说“美国的世纪”。这种地位今后一段时间也不会改变。
“二战”后美国不是没有遇到过挑战者，但地位从未从根本上动摇。1986年，当时联邦德国的出口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商品出口国，但其经济总量与美国之比，最高时只有1/3；前苏联和美国争霸多年，其经济总量与美国之比，最高时达到40%多，有些指标如钢和石油的产量、造船的吨位数超过美国，但其轻工业、服务业严重落后，对外贸易额不到美国对外贸易额的30%；经济规模最接近美国的是日本，日本有强大的制造业和出口能力，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大规模升值，进一步收窄了经济总量和美国的距离，1995年日本的经济总量接近美国的70%。
今天，中国正以比历史上的联邦德国、苏联和日本更为综合和全面的竞争力，在世界经济舞台崛起。最近几年，美元强势，人民币兑美元不像2005年之后持续升值，甚至出现了一定贬值，所以从汇率评价看，中国经济总量要超过美国会拉长一些时间。但因为中国有比美国快一到两倍的增速，所以总量超过美国不会是太久的事。当然，中国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6左右，在很多核心技术方面和美国有很大差距，人民币和美元的国际地位也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总体上，中国不可能动摇美国的经济话语权。但对美国来说，这毕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面对经济总量被超越的挑战，而且和当年的联邦德国、日本有所不同，它们在经济总量最接近美国的时候，人均GDP水平和美国相差无几甚至超过了美国，而中国就人均水平来说，还是中等收入国家，还有很大潜力。这种潜力如果能够充分发挥，像改革开放四十年一样再发展几十年，前景不可限量。这在1979年中美建交以及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都是很难想象的。
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当伟大成为一种百年的习惯，它可能变得嚣张，如同“嚣张的美元”。这就是认为，世界上的伟大只有一种形成方式。
无可回避地，我们正在面对一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力量演变的关键时期。它注定会延续很久。现在刚开始。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描述了一个因技术进步而变得“平坦”的全球化3.0的世界。“我曾说如果两国都有麦当劳，战争就很难发生。现在我则说，只要两国都在戴尔的供应链中，就很难战争。”那是2005年。一个全球化、技术和资本流动的乐观主义年代。
2018年8月，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定义美中关系的历史关头》中则这样描述今天的世界——“当前的局势完全是一场斗争，为的是重新制定全球最老和最新的超级大国——美国与中国——经济和权力关系的规则。这不是一场贸易口角”。
作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弗里德曼依然认为，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中国民众的职业道德、中国领导人的长远考虑和政府对基础设施和教育的巨大投资。”但他也开始质疑和批评中国的关税政策、知识产权问题、产业政策。在谈到“中国制造2025”时，他说，“当美国和欧洲看到这一点时，他们说的大概是：‘哇。当你们结合了勤奋、欺骗和产业政策的力量都集中在低端产业时，我们都愿意容忍。但如果你要用同样的策略来主导高端工业，我们就完了。我们需要一些新的规则。”
“我们就完了。”真是句令人感慨万千的话。三四十年前，是中国在忧虑自己的“球籍”问题。
3
我们希望别人能读懂中国，也该努力去做有助于自己被读懂的事情。但别人一时读不懂，或不想读懂，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自己，不能读不懂自己。我们要回答，中国经济发展背后的动力到底是什么？是通过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奋斗而来的，还是靠不正当、不公平手段抢来的、偷来的？
答案其实不难。从上世纪80年代的可口可乐、惠普、宝洁、肯德基到90年代的IBM、英特尔、微软、通用电气、通用汽车，再到21世纪的苹果、高通、特斯拉，如果中国市场充满了不正当性，美国几乎所有500强公司都如此一致地投资中国，并在中国获得丰厚收益，这不是天方夜谭吗？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的确有待完善，政府对微观干预过多的情况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但支撑中国发展的根本力量，不是“机会主义”和“制度套利”，而是通过市场经济释放了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是企业家精神的史诗，是亿万劳动者奋斗与创造的史诗。
中国经济道路和经济学基本原理是一致的，它包括：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市场是最有利于劳动成果交换的形式；有效的激励机制能激发劳动者的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移，能创造比以前高得多的产出；企业家精神的发扬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发展没有颠覆经济学常识，相反，它让我们看到了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的重要性。中国红利的根本特征，是市场化红利，开放红利，创造者红利，劳动者红利，企业家精神的红利。
在中国发展中，政府之手帮助创造了稳定和亲商的环境。从可持续角度看，政府应该大力减少对资源配置的扭曲，以提供制度化、便利化、法治化的公平服务为依归；但要说中国竞争力都是补贴出来的，那是极其片面的。
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主要来自于血汗工厂、透支环境、政府补贴，还是主要来自于生产、技术、管理、效率的提高，从而创造出了更高的消费者价值？
这里要再回到一个经济学基本原理，就是市场的规模决定分工的效率。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制造业的完善依赖分工，而分工程度受市场范围支配。
他说，中国适合发展制造业，因为“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就面积而言，中国的国内市场，也许并不小于全欧洲各国的市场。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如果这种国外贸易，有大部分由中国经营，则尤有这种结果。通过更广泛的航行，中国人自会学得外国所用各种机械的使用术与建造术，以及世界其他各国技术上、产业上其他各种改良。”
中国制造不是因为读了亚当·斯密的书而成就的，但从原理上和亚当·斯密242年所说的方向是一致的。亚当·斯密的理论说明了中国发展制造业的有利条件，包括幅员广阔、人口众多、交通便利和物产多样等，也提出了具体路径，就是重视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这两个市场，重视自主经营，同时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只不过在200多年前，“中国的政策特别爱护农业”，又“不重视国外贸易”，“中国人很少或完全没有由自己或用自己的船只经营国外贸易。允许外国船只出入的海港，亦不过一两个。所以，在中国，国外贸易就被局限在狭窄的范围”。因此，中国的市场潜力发挥不出来，虽然是人口大国，但不是市场大国，支持不了丰富的分工，也就谈不上专业化和效率的提高。
今天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是因为开放的大市场支持了精细化、规模化、专业化的分工，造就了成熟的完善的分工配套体系，使中国企业能用最经济的成本结构，高效地生产出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产品，而且有良好的性能。麦肯锡2015年有一项关于中国创新能力的研究指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有利于打造持续创新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包括比日本大四倍多的供应商体系，1.5亿具有经验的工厂工人和现代化基础设施。中国市场巨大的规模和发展健全的供应链，给硬件类产品提供了约15%至20%的成本优势。”
过去20年中国互联网应用能走到世界前列，同样是拜中国的市场优势和制造优势之所赐。
在彭斯和彭博的“后真相叙事”中，中国似乎是市场经济的怪物。其实，中国经济崛起的基本道理，和美国当年没有根本差异。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美国立国之初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1791年关于发展制造业的报告，就一清二楚。汉密尔顿强烈主张发展制造业，他主张通过提高关税的方式保护本国制造业，对从其他地方为美国带来“非凡价值之秘密”的行为（主要是技术）要进行奖励。顺带说一下，当时美国一些州政府甚至帮助机械走私者们融资，美国1790年就有了《专利法》，保护专利，但当时如果剽窃外国技术成果拿回美国，也能得到专利。美国今天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这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是一步一步实现的。
4
没有谁天生就该落后。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落后经济体，追赶发达经济体，这是“二战”后的经济大潮流。西方有大量经济学家都研究过这一“追赶”的现象和规律。他们有一个假说，越是落后的国家潜力越大，经济增长速度应该越高，因此后发国家必然会赶上先进国家。但现实中，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不断拉大。
阿伯拉莫维茨，这位1912年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的经济学家，在他的研究中指出，后发国家追上先进国家这一假说的关键，在于“潜在”与“现实”的区别。潜在的机会要变成现实，需要有“三个条件”。一是技术差距，二是社会能力，三是历史、现实及国际环境的变化。
从技术差距与社会能力的维度，阿伯拉莫维茨给出了四种组合：一国的技术差距大但社会能力强，则总的增长潜力最大；一国的技术差距大、社会能力低，则增长潜力最小；一国的技术差距小但社会能力强，则处于超越先发国的状态；一国的技术差距小、社会能力低，则由于技术与制度的惰性，将由发达走向衰退。
至于“历史、现实及国际环境的变化”，有时能够为经济追赶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有时又会极大地妨碍甚至中断经济追赶的进程。
何谓社会能力呢？大致来说，它是指通过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源，具备竞争意识和诚信的从业者，消化和掌握现代技术的能力，有利于开放竞争、新企业的建立和新产品、新服务的购销的商业与财经制度，稳定有效的政府和政策，大型企业的组织和管理经验，为企业提供资本的金融制度与市场，等等。
日本学者南亮进的研究指出，日本上世纪50至60年代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具备了阿伯拉莫维茨所说的“社会能力”，其表现是丰富的人力资源、现代化的经营组织、发达的信息产业和装备产业。以1970年代为转折点，随着技术差距的缩小或消失，日本依靠引进技术、实施追赶的机会日益减少，失去了“后发优势”。他说，由于日本没有从根本上将其模仿能力改造为真正自主创新的能力，经济发展失去了动力和方向，当美国利用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经济增长，并进入新经济之时，日本的差距又扩大了。
如果借用阿伯拉莫维茨的分析框架，可以说，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增长，一是和先进国家存在技术差距，可以引进吸收；二是中国的社会能力非常强；三是国际环境也有利于自身发展。
今天，要判断中国经济向何处去，还是可以从这三个角度来考虑。
在技术差距有了相当程度的缩小后，如何更多通过自主创新来提升技术能力？在国际环境发生变化后，如何尽最大努力保持开放性经济格局，包括尽一切可能与美国达成更多的互利双赢，而不是与其脱钩？开放，是为了通过一个更大的市场来支持专业化的分工及其效率。最后，最重要的，中国如何提升自己的社会能力？这是经济追赶的最重要的内在因素。
中国的社会能力，包括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结构转型与升级等等方面，但最为紧迫，也最关乎长远的，还是社会意识与社会心理。如何让我们的社会对长期发展有信心，对以“财产权的保护、契约的履行、司法的公正”为核心的经济制度有信心，这是关键之关键，要害之要害。如果我们的社会能力是牢固的，并且是不断提升的，那么就会有更多的劳动者、创造者，聚焦于知识和技术的创新、人力资本的投入、基业长青的组织体系的打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有这些都是在提升中国经济的内在能力。能力才是经济发展之本。
如果我们的社会对于攸关长期的制度安排没有信心，那么在技术差距缩小、外部环境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很多优秀和聪明的人才就可能做出另外的选择，比如无为，比如逃离，比如三心二意。在中国今天恰恰最需要实现从加工能力到创新能力的突破，用包括知识、技术诀窍、管理创新在内的能力驱动下一轮的发展，因此极其需要有更加明确、更加长期、更加坚定的人财物力投入的时候，如果出现规模化的无为与逃离，这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将是灾难性的。
5
中国不会满足于停留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链的加工组装环节。从华为等公司的发展来看，中国企业具备从模仿到自主研发、自主创新的能力。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类创新型中国企业基本上都是在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下起飞的。开放的、市场化的、竞争性的环境，是中国公司拥有自主能力和核心能力的沃土。
这不意味着政府是无为的，但只有当政府行为符合“让资源流向能够创造出更高价值的企业和企业家那里”的时候，宝贵的经济资源才不会被浪费。
四十年前的中国，因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确立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念正见，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历史启示我们，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的变革，是经济变革的前提。社会能力的发育和经济能力的成长休戚与共。
站在四十年后的今天，在中国遭遇多重挑战的时候，读懂自己的历史，明了未来的道路，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自己也没有读懂自己，或者错误地理解走过的道路，那将是时代的悲剧。
中国的竞争力不是单一要素的竞争力，是结合了复杂、丰富的专业化分工和劳动力技能的综合性竞争力，是不容易替代和移走的。这种竞争力的背后，是因为对人民的信赖，对市场的信赖，所绽放的自由奋斗、力争上游、不懈进取的中国人的精神特质。每一步都充满不易。汗水是小，肉体的辛劳和伤痕也不在话下，内心的挣扎和不屈不挠才是许多人生命中的真实写照。正是这些永远奋斗的灵魂奠定了中国经济成长的基石，并让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底色一天天变得更加亮丽。
中国的伟大复兴是每个中国人的祈愿。但中国故事还是一个未完成的故事，每个人都是这个故事的书写者。哪怕只能写上小小的一个符号。
中国存在的问题无需回避，不应该回避，回避也解决不了。但只有亿万中国人团结起来，勇敢直面并千方百计去解决问题，我们的时代才不会因为这样那样的顿挫而终止前进的步伐，并终能在风雨之后见到更美的彩虹。
秦朔朋友圈很快就要三周年。三年前，我们秉持“记录中国时刻、推动商业文明”的宗旨而启航，这份初心须臾不敢忘记。吾声虽微，在后真相时代的命运大抵也是被淹没而无足轻重，但心之所向，从不敢随意而轻薄。一以贯之，愿与同道者共勉，一起努力。
投稿、约稿、管理内训与咨询合作，敬请联系：
18514460011（微信同），刘娜女士
· 精 · 品· 课· 程· 推 · 荐 ·
《商业模式设计与商业计划书编制》
《商业模式设计与商业计划书编制》是砺石咨询、砺石商业评论创始人刘学辉先生精心为创业者与企业中高管打造的一门线上课程 ，只需199元，即可在10月29日晚8:00收听网络直播并享受无限次课程回放。所有课程学员还可免费加入砺石商业学习社群，与创业者一起学习创业，了解课程详情及报名请长按下方二维码或点击阅读原文。申请加入砺石商业学习社群，请添加砺石小秘书微信（lishixiaomishu）。
长按关注砺石商业评论
▼ 点击“阅读原文”，购买课程。 |
|
发表于 2018-12-16 21:3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