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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河南日报，著名作家二月河(凌解放)于15日凌晨在北京逝世。
二月河（本名凌解放），南阳作家群代表人物，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河南省优秀专家，历史小说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当选中国共产党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代表及十、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半路出家”的作家
1945年，二月河生于山西省昔阳县。高中毕业后入伍，由战士而及副指导员。1978年转业南阳市委。
对于这位著名作家来说，创作文学作品可以说是“半路出家”——直到 40岁才开始文学创作。
《康熙大帝》是二月河的开山之作。
他曾回忆自己写《康熙大帝》时的情形——天天熬通宵。晚上10点开始写作，写到凌晨3点睡觉。早晨7点半，天蒙蒙亮，他就起床点煤炉子煮粥，然后骑自行车买个烧饼吃，到单位上班。晚饭后睡两个小时，到晚上10点他再起来写作。
当时一家三口蜗居在南阳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平房中。“房间被我从酒市场上淘来的发黄的书和报纸堆得满满的，妻子和女儿要从堂屋里过都迈不开腿。”为了不使手臂沾上稿纸，二月河在两臂缠满一圈干毛巾。
就这样，在20年里，他写出了520万字的鸿篇巨制，包括《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三个作品。以此改编的影视作品更是脍炙人口。
二月河曾说，这就像是一次精神上的沙漠旅行，疲惫不堪，但只要穿过沙漠，前面就是绿洲。
成名后仍住农家小院：成功一靠运气二靠才气
二月河说，自己从小就跟农民打交道。他至今依然保持着吃山西饭的习惯，比如捞面、刀削面、小米饭、老陈醋等山西食品。他13岁来到南阳，在这里住习惯了，有小城市的舒适和亲切。
长达几十年的埋头写作，使他习惯了在幽静的环境中生活，反而不喜欢大城市喧闹的生活。所以，即便如今经济条件好了，他还是喜欢居住在安静的小院中，生活和当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没什么两样。“几十年的习惯，很难改变。”
他曾回忆说，以前自己在院子里养着几只鸡，需要到大街上捡菜叶喂鸡。看到大街上有卖菜车就不出声挤过去，捡拾人们买菜丢下的青菜叶子。有一次蹲在车下捡叶子，他突然碰到另一个人的手，起初以为是同道，并未在意。过了一会儿，那人蹲起身来，笑吟吟对他说：“二月河老师，捡菜喂鸡呀?这是我替您捡的，应该够用了，您带回去吧。”
这使他很意外，也很狼狈。“在公众眼里，我是个很辉煌的模样。过年过节市里团拜聚会，常在主席台上对着众人说几句祝福拜年的话，没有想到在这种场合和一个尊敬我的人遇合。我顿时怔住了，也不知道咕噜了句什么就匆匆离开了。” 有时去买菜，在卖菜车边拣了许久，正准备上秤，卖菜的人会突然来一句：“老师，不用称了，这是我自家种的，你带回去吃吧——这菜没上农药。”
二月河在生活中不修边幅，穿衣服也没什么讲究，即便出席正式场合，也很少穿西装。用他的话说，常“穿着有点邋遢但却很适意的毛衣或衬衣到街上散步”，有时候鞋子上还带着一层浮灰。熟悉他的朋友调侃说，二月河是一个“永远可以在身上看出上顿饭吃了什么的人”。某次二月河要去参加讲座，衣襟上留着上一顿饭的油渍，他却毫不在意，衣服翻个面套在身上就上了讲台。
圆头大耳，满脸挂笑，身材高大，留着一个大平头，操一口浓厚的南阳方言，二月河颇有几分像弥勒佛，乍一看似乎是个粗人。但在和他的聊天中，你能感受到一股浓浓的书卷气，那种浸润在书海中的厚重气息扑面而来。他的话充满乡土气息，却总能逗得你哈哈大笑。
21岁高中毕业，40岁拿起笔写作，二月河在作家队伍中可谓大器晚成。他也说不清成为作家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在他看来，最终能熬出来，一靠运气，二靠才气。“如果没有冯其庸先生的鼓励，单凭我过去的精神蛮干，80%的可能性要失败。”同时，也跟他的努力坚持有关。“我觉得自己是个写东西的料，可以卖文为生。”
愿先生一路走好！
来源:河南日报、新华社客户端、中国新闻网、中国新闻社
二月河：读书要缘分
其实万事都是要缘分的。譬如我们遇到一个陌生人，第一感就有“顺眼”“不顺眼”之分，但原先一丁点恩怨也没有。譬如踏破铁鞋无觅处，费尽千辛万苦找不到，突然一个极偶然的机会，碰到了，或者是找到了——得来全不费工夫。譬如一项化学实验，绞尽脑汁子就是不能成功，偶然发现一种催化剂，它就……譬如……我说的读书只是譬如之一。
我是经历过一段填鸭式读书的过程的。那是“文革”期间吧，全民都在文化荒漠之中。那个时候我的感觉，仿佛见到所有的文字都是亲切的。我在废旧公司收的破烂里觅，在朋友家里搜，在图书馆的角落里捡，地上掉的一张纸片、一本旧台历，上头只要有我没见过的文字，都会使我心目一开。什么《匹克威克外传》《名利场》《双城记》《悲惨世界》《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牛虻》《三个火枪手》《第二次握手》《镀金时代》《百万英镑》《王子与贫儿》《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费恩历险记》……直到《玉匣记》《奇门遁甲》《麻衣神相》《柳庄相术》，包括道士们画的驱鬼驱狐的符咒——没有老师也无人指导，全都是猪八戒吃人参果那般囫囵吞下去。《聊斋志异》里写了一个鬼，他读文章不用眼，是用鼻子。归有光的文章，他点头会意，“此文吾心领而神受矣。非归、胡何解办此？”嗅到考场考官的文章，他会大打喷嚏得鼻涕眼泪齐流——怎么突然挨了这种东西？“刺于鼻，棘于腹，膀胱所不能容！”这种八股文，他认为是毒瓦斯，比屁还要臭，毒的玩意——我的水平不及那鬼。多少年后，我读到一本清末的八股应试文本，似乎也没有那样“过敏”。
但有些书的确是不对我的缘分，或者不对脾胃，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就没能卒读。不是没有时间，而是感觉读不到位，有的篇章还可以，有的篇章匆匆一览过后便忘。《战争与和平》我至少读了五遍，也还是找不到心灵震撼的切入点，关怀不到书中要旨与人的思想。喜爱《基度山伯爵》，《茶花女》就一般，金庸的书几乎全都爱，但他的《鹿鼎记》至今还在书架上是个摆设，我觉得里头的社会性不够，大量演示一个小流氓的跳梁，不足以显示那个时代的特色。王朔说了金庸很多不恭之词，他两个相互抵触是都晓得了，但我喜爱金庸，也喜爱王朔。郑渊杰的童话起初也很使我着迷，他后来的作品明显是硬凑着“说”童话，不那么“娓娓”了，我也就淡了。我读书喜欢“原味原汁”，“清淡”的便清淡了。包括像《第三帝国兴亡》，虽然不是小说，但它刺激、原味，仍然可以使人通宵达旦地读下去。太浪漫的书如《斯巴达克斯》《三个火枪手》味道很重，但我也读不出兴味，我喜爱莱蒙托夫的诗，对普希金就恬淡。当然这都很“相对”，不是那样兴奋，不那样“雀跃”而已。
在很长时间里，我一直认为，这完全是我的读书主观不够档次的缘由。后来自家著书，又接触到不少大腕、专业读者——评论家，发现和他们意见一样的。这样，我的疑心便动摇了。《红楼梦》是好书，但也有许多人并不爱读，更遑论《聊斋》《西游记》《水浒》，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是一家，也许真的荼毒了许多人，也许成全了不少人。这是不能用“对”或者“错”“档次高”“档次低”来界定的。
我的书是能卖钱的，卖相好的书出版家以为好，“为的钞票”。但我深知，有些书不能挣钱，出版家照出，因为明明白白它是好书，可以为出版社“门庭生辉”，有些顶尖级的书读者群很集中，但一般读者却不问津。这不是书的问题，是人和书的缘分的事。有的朋友说我的书是“通俗读物”，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不入大雅之堂”的吧，那也是他的缘分不对。但我不否认我的书通俗，我的书就是给千千万万肯从自己血汗钱中取出又买进他的书屋书铺，甚至带到公交车上、厕所里去读的，这也是无可救药的缘分在起作用，至于读到了多少，读出了什么味道，那是我和读者沟通的结果，不足与外人道。
我的女儿爱读琼瑶、三毛，爱啃她的青苹果，谁能说她“不对”呢？我会因为她不爱读我的书而不爱她吗？
别人也一样。
来源：军报记者作者：二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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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20 23:4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