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展览丨为文物永存吾土而收 为保存中华文化而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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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伯驹先生小像
　　张伯驹先生是我国近代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文化名人之一，他“曾从戎，务实业，主杏坛，工考古；擅诗词，长戏曲，能书画，识棋道”（与张伯驹过从甚密的古文学家张琦翔语），在书画鉴藏、诗词、戏曲等不同艺术领域均有深厚造诣，享有盛名。尤其是在书画鉴藏方面，张伯驹先生眼光如炬，先后购藏《平复帖》卷、《游春图》卷等诸多珍贵文物，避免了国宝流失海外，更被启功先生誉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建国后，他把耗费了自己毕生心血的书画珍品捐献国家，体现了一位文化人的爱国情怀和高尚的品格。
　　

　　启功先生为《丛碧堂张氏鉴藏捐献法书名画册》所题诗
　　大家之藏——张伯驹的收藏概况
　　根据《丛碧书画录》统计，张伯驹先生1960年以前共收藏有书画一百一十七件。其中唐代以前六件，宋代十三件，元代十一件，明代四十件，清代四十七件。需要说明的是，张伯驹先生的书画收藏数量当不止于此。首先，《丛碧书画录》中张伯驹先生自己提到：“宋元团扇、明清便面，皆属册类，对联则多不录。余所收便面、对联是录亦不另列入。”其次，张伯驹先生捐赠给吉林省博物馆（现名吉林省博物院）的部分书画未包含在《丛碧书画录》中，原因可能在于《丛碧书画录》“于庚子岁（1960年）写毕”，而张伯驹先生是1961年到吉林工作的，这些未含在目录中的书画可能是张伯驹先生在1960年之后收藏的。
　　

　　隋展子虔游春图卷（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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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元及之前的书画因“年代湮远，非经多见广不易鉴别”。故而一定程度上讲，收藏宋元书画的质量和数量成为衡量一个收藏家眼力、实力和地位的重要参考因素。张伯驹先生所藏的三十件晋唐宋元书画中，即包含了《平复帖》、《游春图》、《张好好诗》卷、《道服赞》卷、《诸上座帖》、《雪江归棹图》等为人们熟知的煌煌巨迹。章伯钧先生曾说自己“有字画五千多件，即使都卖掉，也未必抵得上他（张伯驹）的一件”，虽是自谦之语，但从中可看出张伯驹先生收藏之精、之好，这也使他成为二十世纪有定评的六大收藏家之一。
　　大家之途——成为大家的几个因素
　　要成为书画鉴藏大家，一般来说，必须具备几个主客观因素：自身的兴趣和爱好、渊博的知识及辨伪识真的眼光、必要的经济基础、购藏的魄力等。如果有历史创造的机遇，那就更是鉴藏家之福了。
　　清末民初连续的社会动荡造成了中国古代书画精品的外流和损毁，令人痛心。但另一方面，长期贮藏宫廷内府的书画精品的外流，恰恰给民间收藏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接触古代书画的契机。这是张伯驹先生开始收藏生涯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宋吴琚杂诗帖卷（局部）
　　张伯驹先生生于书香门第，受到了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后来又到天津“新学书院”读书，先后受到多位名师指导。这些都对他成年之后的兴趣和志向有着深刻的影响。
　　1927年，三十岁的张伯驹先生偶然在琉璃厂购得康熙御笔“丛碧山房”匾额一块，并且把自己的宅院命名为“丛碧山房”，可见对这块匾和书画文物的喜爱。从此，儿时埋在心底的种子生根发芽，一发而不可收，书画鉴藏成为他一辈子的心之所属。当他终将《张好好诗卷》收藏后，“为之狂喜，每夜眠置枕旁，如此数日，始藏贮箧中”（《春游琐谈》），并改字号为“好好先生”。而此时，他已经五十三岁，仍保持着对书画鉴藏的初心和热爱。
　　

　　元赵孟頫草书千字文帖卷（局部）
　　张伯驹先生在收藏过程中，鉴、藏相长，收藏促进了眼力的提高，而眼力的提高又使他明辨更多珍品，一方面，他对“流传有绪”非常看重；另一方面，对于古书画的判定，他会从笔法、材质、皴法、内容等多方面考证，同时参以壁画、陶俑等其他艺术门类。实践证明，他的这套方法和眼力十分有效，也使他收藏了不少极其珍稀的法书名画。
　　

　　宋赵构书、马和之绘
　　诗经节南山之什图卷（局部）
　　张伯驹先生自军界抽身后，子承父业，任盐业银行常务董事，加上父亲留的雄厚遗产，为其收藏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然而，张伯驹先生虽然家境殷实，后期仍不免捉襟见肘。
　　他收藏《游春图》时，古董商要价黄金二百二十两，当时张伯驹“屡收宋元巨迹，手头拮据”，如无奈放弃，则会与此“存世最古之画迹”失之交臂，遗憾终生，甚至此画极有可能“流出国外”，这是张伯驹先生不能忍受的。“因售出所居房产付款，将卷收归”。（《春游琐谈·隋展子虔游春图》）所售出的房产位于弓弦胡同，是其长居之所，占地十五亩，原为李莲英的宅子。杨仁恺认为张伯驹“背水一战，将他在北平的房产变卖，以了结平生的心愿，此事非大智大勇者决不能下此决心”。
　　

　　宋朱胜非杜门帖（局部）
　　大家之品——鉴藏理念与民族大义
　　张伯驹先生的书画鉴藏始于爱好。在收到喜爱的书画后，“每于明窗净几展卷自怡。退藏天地之大于咫尺之间，应接人物之盛于晷刻之内，陶熔气质，洗涤心胸，是烟云已与我相合矣”。因喜爱而收藏，因收藏得以与古人神交，体会天地浓缩于咫尺、人物浮现于晷刻的乐趣，文物以形象化的视觉体验令收藏者对诗词、书法、绘画、印章等艺术门类融会贯通，进而胸中涤荡，心旷神怡。
　　

　　元钱选山居图卷（局部）
　　如果仅限于此，张伯驹先生与历史上多数鉴藏家别无二致，也不会得到后世那么高的评价。其品格和贡献，主要在于他将个人收藏提升到了民族大义的高度。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反帝反封建、维护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成为有识之士的奋斗目标。对于文化艺术界人士来说，守护中华瑰宝、延续中华文脉就是他们的崇高使命。
　　张伯驹先生的乡土观念很重。他生于河南项城县秣陵镇阎楼村，其诗文书画落款，一直沿用“中州张伯驹”。他还请陈半丁为其制印，文曰“重瞳乡人”，盖取舜和项羽皆重瞳子，而“两重瞳皆与吾邑有关……此印余不轻用，只于题画作诗时偶用之”。
　　

　　元赵雍、王冕、朱德润、张观、方从义合绘
　　合绘图卷之《松溪钓艇图》
　　本卷包括赵雍《松溪钓艇图》、王冕《墨梅图》、朱德润《松溪钓艇图》、张观《疏林茅屋图》、方从义《山水图》五幅作品。
　　

　　明文徵明三友图卷（局部）
　　从乡土观念生发出来的民族大义，结合近代以来的国家观念，使得张伯驹产生了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爱国热情。为保珍贵的古书画不致外流，张伯驹先生在购入之后，极少再次转手。他花四万元购入《平复帖》后，“时白坚甫闻之，亦欲得此帖转售日人，则二十万价殊为易事。而帖已到余手”。同时，他认为由故宫博物院收归是这些书画最好的归宿。他曾谏言故宫博物院：“一、所有赏溥杰单内者，不论真赝，统由故宫博物院价购收回；二、选精品，经过审查价购收回。”中年之后，先生“屡收宋元巨迹，手头拮据”，但为避免文物“流出国外”，即使“鬻物举债”甚至变卖房产也要收购一些珍贵的文物，其他人出高价也不卖出。日军侵华，北京沦陷，先生“携眷入秦。帖藏衣被中，虽经乱离跋涉，未尝去身”。这些行为都是在他民族主义的观念下进行的，是他收藏书画的重要动机。
　　

　　明周之冕百花图卷（局部）
　　大家之格——烟云过眼与化私为公
　　早在壬申年（1932年），张伯驹先生撰写《从碧书画录·序》时，已谈到了他鉴藏古书画的“烟云过眼”观。“烟云过眼”源自苏轼为宋英宗驸马王诜作的《宝绘堂记》，但张伯驹先生较此则更进一步，以民族、国家大义为落脚点，少了一些不舍，多了一些豪放旷达。
　　

　　清吴历兴福庵感旧图卷（局部）
　　中国历史上的书画收藏家不少，如项元汴、高士奇、安岐、梁清标等，但其藏品能够“子孙永保”者甚为罕见。张伯驹先生熟悉的清末民初的几位北京书画收藏家，因晚年困窘或身故，所藏均陆续让出。他对此感慨良多，自言曰：“自鼎革以还，内府散失，辗转多入外邦，自宝其宝，犹不及麝脐翟尾，良可慨已。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这就是先生收藏的最大动力，也是他花费巨资，甚至变卖房产也在所不惜的魄力之源。
　　由于收藏了大量书画珍品，尤其又经历了上海被人绑架勒索和携带珍品跋涉入陕之后，张伯驹先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促使他更紧迫的思考自己藏品的归宿问题。
　　

　　清樊圻柳村渔乐图卷（局部）
　　新中国建立后，张伯驹先生在致周恩来总理的信中说：“在国民党时期，曾对家人潘素立有遗嘱，谓我所藏主要珍品，遇人民爱戴，政府修明之政府，应不以自私，捐归公有。”1956年，张伯驹、潘素夫妇将所藏的八件顶级法书珍品捐献国家，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专门为其颁发了褒奖状。曾经“烟云过眼”的藏品得到了最好的归宿，也达到了张伯驹“永存吾土，世传有绪”的愿望，他也终于可以释然：“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这八件法书后来由国家文物局拨交故宫博物院收藏，张伯驹赠送毛泽东主席的李白《上阳台帖》卷后来也转赠故宫博物院。如今，故宫博物院藏有张伯驹鉴藏的书画共二十余件，他还捐赠给吉林省博物馆数十件书画，这些历代书画精品均已成为国家的重要财产，保留着中华文脉，延续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
　　

　　清禹之鼎纳兰性德小像轴（局部）
　　附：张伯驹捐献古书画文物精选一览
　　

　　予所收蓄　　永存吾土
　　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
　　展览时间：2018年4月3日—5月6日
　　展览地点：故宫博物院武英殿
　　本展览不单独收费
　　凭故宫博物院门票免费参观
　　本文摘编自《紫禁城》杂志2018年3月号文章《为文物永存吾土而收　　为保存中华文化而藏——张伯驹的大家之道》，作者系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馆员郝炎峰。
　　编辑/张林　　美编/鲁婉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