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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五月二十六日。云游寄居在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洞窟（莫高窟16号洞窟）的积沙时，沙出壁裂，发现一个隐藏的附室。开启的时候，这个小洞窟内密密匝匝地堆满了成捆的经卷、文书、文物，从地面垒到屋顶，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敦煌藏经洞，也就是现在编号为莫高窟第17号窟。
谢稚柳《敦煌石室记》中则是这样描述的：“王道士夜半与杨某击破壁，则内有一门，高不足容一人，泥块封塞。更发泥块，则为一小洞，约丈余大，有白布包等无数，充塞其中，装置极整齐，每一白布包裹经十卷。复有佛帧绣像等则平铺于白布包下。” 虽然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只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无论什么人发现藏经洞都是一种重大的贡献——尘封多年的大量藏经洞文献终见天日，不仅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四大发现”之一，也是“世界典籍空前之大发见也”。（梁启超《说史料》，《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3页。）
从藏经洞中出土的文献约在五万件以上，其中百分之九十左右是佛教典籍，还有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其它宗教的典籍，以及官府文书、四部书、社会经济文书、文学作品等大量世俗文书。文献中除大量汉文写本经卷外，也有藏文、西夏文、于阗文、梵文、回鹘文、粟特文、突厥文、龟兹文、婆罗谜文、希伯来文等多种古文字写本。除了文献之外，还有若干铜佛、法器、幡、幢、绢纸画、壁画粉本等物。
斯坦因所获的部分藏经洞文献
藏经洞文物的发现意义重大，与殷墟甲骨、明清内阁档案大库、居延汉简一起被称为20世纪中国古文献的四大发现。藏经洞文献连同敦煌石窟艺术的实物遗存，为我国和丝绸之路沿线的中古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为学者们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被称为打开世界中世纪历史的钥匙。
敦煌藏经洞于宋、西夏之际（公元十一世纪初）被妥善地封闭掩藏起来，随后沉寂了近千年之久才重现于世。由于缺乏明确的记载，我们还无法确知藏经洞封闭的原因。有学者提出了僧团为躲避战争侵扰而封存法物的“避难说”；也有学者提出了“废弃说”，认为藏经洞文献是敦煌寺院历代保存的陈旧法物，由于佛教对“法宝”尊崇备至，其封闭保藏是基于佛教传统的处理方式，不具特殊历史意义；还有学者指出，宋代前后，随着佛经样式的演进，折叶式的刊本经卷逐步替代了古老的卷轴式经卷，因此就把以前使用起来不方便的卷轴经典等进行集中处理，予以封存。敦煌藏经洞为我们留下了丰硕的历史宝藏，也留下了众多难解的谜题。
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中明确记载了于1903年时收到藏经洞经卷之事
藏经洞发现后，消息不胫而走。王道士先后取部分写本、佛画等分赠给敦煌县令汪宗翰、肃州兵备道官员廷栋，甘肃学政高级官员叶昌炽很快也得到了下级进贡的经卷。藏经洞文书开始了最初在国内流散的过程。然而，此时的清王朝已处于日薄西山、颓势难挽的末期，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竟以运费无从筹措之由，未能将藏经洞文献及时归档保存，只是草率的任由王道士原地保管，不再过问。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1900年
1900年，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清廷腐败、国家无度。六月，美、英、法、德、俄、奥、意、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八月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京城陷落，皇室出逃，大批国宝、文物被肆意破坏、掠夺。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时间几乎与此相同，敦煌遗书连同中国大地的众多珍宝，正是在这混乱时期频繁遭到列强探险家的巧取和掠夺。
1905年10月，俄人奥勃鲁切夫从内蒙古黑城遗址挖掘之后，赶至莫高窟，以五十根硬脂蜡烛为诱饵，换得藏经洞写本两大捆。其中既有几个朝代的中文手稿，也有蒙文、藏文、梵文、突厥文、回鹘文、婆罗谜文手稿。这是藏经洞文书流失于外国人的开始。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则巧名布施，以白银一百八十两哄骗王圆箓，获取经卷、印本、古籍二十四箱，佛画、织绣品等五箱。斯坦因劫掠的大量敦煌文物曾暂存在安西县政府达数月之久，竟无人过问。
斯坦因车队在安西县（今瓜州）的“道德楼”前
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到莫高窟，用银五百两，再次从王圆箓手中获取经卷约六百件。斯坦因两次获取藏经洞文物共计万余件。
大英图书馆“斯坦因密室”中的敦煌经卷
1908年，紧接着法国人伯希和以白银五百两，获取写本、印本、文书、绢画等六千卷，并首次系统拍摄莫高窟照片数百张。
伯希和在藏经洞内遴选文物
伯希和在被他称为“至圣所”的藏经洞中翻捡经卷-努埃特摄影-1908年由于伯希和通晓汉文，他获取了藏经洞中学术价值最高的经卷写本和绢本、纸本绘画，目前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
法国吉美博物馆
法国吉美博物馆敦煌馆
大谷光瑞（1876-1948），日本明治时代至昭和时代僧侣、宗教家、探险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日本佛教净土真宗本愿寺派（西本愿寺）第22世法主，正四位·伯爵，法号镜如。1900年被派往欧洲考察宗教，见到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中亚探险的成果，决定利用回途往中亚探险，成立大谷光瑞探险队，从而揭开了日本考察中国西北的序幕。
大谷光瑞
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在1902至1913年间三次向中亚、西域派遣探险队，取得丰硕的考古成果，访遍敦煌、吐鲁番、楼兰、西藏等地区，倾注全力从事收集敦煌西域文物的整理研究以及相关著述、讲演、教育、印刷等事业。价值。
吉川小一郎与敦煌县令合影
1912年，日本大谷探险队吉川小一郎用白银三百五十两，获取写经四百余卷，带走莫高窟塑像两尊。
奥登堡考察团
1914年，俄国奥登堡考察团在莫高窟停驻五个多月，测绘大部分洞窟的平剖面图，临摹绘画数百张，拍摄照片约三千张，还剥走了一些壁画，拿走多身彩塑，带走莫高窟南北区清理发掘出的各类文物一万余件，加上在敦煌当地收购大批文物和各类绘画、经卷文书二百余件，装满了几大车。
俄罗斯圣彼得堡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文物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藏敦煌文献
华尔纳所搬328窟唐代彩塑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至莫高窟，在藏经洞文书已被瓜分殆尽的情况下，用化学胶水剥取壁画二十余幅，以白银七十两，获取盛唐彩塑一尊。1925年，华尔纳又一次组织考察队至敦煌，因敦煌民众的反对和官方阻止，大规模盗剥壁画的阴谋才告破灭。
需要注意的是，1910年，当中国学者通过法国人伯希和得知了藏经洞流失的情况后，在罗振玉等人的奔走呼吁下，清政府派专员回收剩余的敦煌文书回京。然而，又因为押运官员的贪欲和疏忽，大量经卷又在运送途中散失、破坏。目前，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遗书有约1.6万余件。
中国国家图书馆
敦煌藏经洞文物现流散在14个国家和地区。
承载着中华文明之光的藏经洞文物已星散五洲，但留给莫高窟的创口却永远无法愈合！
本次荣宝拍卖诚有法缘，征得十五件散落民间的敦煌写经，涵盖了公元6世纪上半页南北朝到9世纪唐代的写经宝卷，不仅有距今1500余年的孤本宝卷，也有唐代古藏文，西夏文的写本。虔诚的唐人把信仰寄托于笔墨，这些法宝庄重虔诚地散发着对佛法真谛的追求。这种信仰追求的功德，给这些宝卷赋予了保存千年的法力。望藏家珍此佛缘，迎请法宝。传承千年的时光，姻缘际会到此的唐代写经也被寓意着是中国古代艺术品市场中仅存的价值洼地。
敦煌写经的艺术价值极高，部分写经书法体现了唐代书法的最高水平，初唐人写《妙法莲华经》被书法界称为“笔法骨肉得中，意态飞动，足以抗颜、欧、褚，实推上品。”北宋徽宗时，御府能收藏唐经生手写卷子，已表明对其书法水平的称许。
本次征集的十五件唐代写经书法大多是字字珠玑、篇篇玉璋的精心之作。细观每一个字，都在四方块中极富变化，特别是突出横划、捺划等主笔，在字形中间部位的横划，多破锋直入，类同尖刀，收笔时稍事停顿，即作回锋，给人以迅疾、畅快之感。有的写经卷子书写雄强勇猛、大刀阔斧；有的书写娴熟娟秀，温文尔雅。有的方峻硬朗，有的温润妍美，丰富多样，异彩纷呈。其功力法度超然，审美情趣逸达，都令人仰望赞叹。
在过去几年拍卖市场的调整期，敦煌写经的价格却是在稳步飙升中，但个人认为，它们距离其真正的价值所在，仍然有着很大的空间，那么决定一卷写经市场价值高低的大概有哪些因素呢？
1、写经的品相和完整度，刚才说，有业内人士估计，相对完整的写经可供流通的，大概有数百卷，但更多的则是一些写经的残页在市场流通，保存越完整，自然市场价值越高了。
2、珍稀程度，市场所见的敦煌写经大约从4世纪到11世纪，市场所见写经，以“唐人”的居大多数，那么如果是东晋或者是北魏写本，则会有一些物以稀为贵的效应了。
3、传承和“帮手”，相当一部分的敦煌写经都有着流传的记录，毫无疑问，如果一卷写经历经名人的收藏或者题跋，自然会增添不菲的附加值。
今天来看敦煌写经依旧是个尚未开发的宝库。想想看，敦煌经卷中有墨迹的卷子大约6万余卷，上起两晋，下至宋元，其中的大部分是唐代的写经手卷，并且多有抄经者以及年月的题记，为后人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据。敦煌写经的艺术价值同样很高，部分写经书法体现了当时书法的最高水平。笔法骨肉得中，意态飞动，足以抗颜、欧、褚，在鸣沙遗墨中实推上品。这些经卷中有太多值得我们研究探索的信息，从书法角度来说，经卷所保存下的文字，远远超过和它同时期的碑刻。基于这些原因，我比较注重写经资料的收集。
拍 场 精 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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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世纪 唐代写本 敦煌写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十三》
大谷探险队将来经
初分教诫教授品第七十三 三藏法师玄奘译
水墨纸本 立轴
48×25.8 cm.
RMB: 150,000 -200,000
提 要：本件写经长48cm,宽25.8，有乌丝栏，纸张有帘纹，日本卷轴装裱， 从书法来看是一件难能可贵的吐蕃写经中的精品之作，通卷字体规整流畅，心正笔正，抄写虔诚。此卷和国家图书馆所收藏的来自大谷光瑞的写经和本公司18春敦煌写经场从书法跟纸张如出一辙。
大谷光瑞（1867—1948，京都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代宗主，第二十一代宗主大谷光尊的长子）于1902 年到1914 年间，先后三次派遣“中亚探险队”，深入我国新疆、敦煌一带“探险”寻宝。
1900 年大谷光瑞被派往欧洲考察宗教，见到斯文赫定等人中亚探险的成果，决定利用回国途中前往中亚探险。第一次探险（1902—1904）由大谷光瑞率领，自伦敦出发，经撒马尔罕，进入喀什噶尔。光瑞父亲去世临时赶回日本，另外两名队员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则前往和田、吐鲁番等地，经西安回日本。第二次探险（1908— 1909）由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前往，主要在吐鲁番、楼兰、库车等地。第三次探险（1910—1912、1911—1914）先由橘瑞超从伦敦前往吐鲁番、楼兰、和田等地，后派吉川小一郎前往，与橘瑞超在敦煌会合， 分别从王道士及其他人手里买到一批敦煌写本并相关文物。
敦煌写经卷集中四次大的流散分别是英国的斯坦因，法国伯希和，俄罗斯奥登堡跟日本的大谷光瑞， 欧洲的三批分藏于各国博物馆，大谷光瑞的收藏的敦煌写经长卷基本都经过二乐装的装裱，后来较为集中的收藏于旅顺博物馆后转存国家图书馆，韩国国立博物馆，日本京都龙谷大学，流散于世的非常少，据专家统计只有大概四五件左右，罗振玉曾得到一卷大谷藏经，有做长拨，后入藏国图。此件写经记录着敦煌写经卷最后一次的大规模流散，是敦煌宝藏流散的重要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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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世纪 南北朝写本 敦煌写经 《佛说佛名经卷第三》
水墨纸本 手卷
23×78 cm.
RMB: 300,000 -450,000
提 要：此卷书于染潢纸上，通体经过砑磨，纸张光洁，墨色如新。共2纸经卷高度23.5CM 墨栏高度18.5CM，一纸52CM 第二纸24.3CM。卷首背面用淡墨题作“佛名经第十三”，墨色微有青色，当系淡松烟所书。敦煌写经中的南北朝写本相对较少，保存较好且流通于世者十分难得，而公元6世纪早期的《佛名经》写本更属凤毛麟角。此卷楷法整饬，未脱隶意，稍有逸少韵味，行笔柔美隽永，节奏平稳，庄严端丽。礼忏佛名经的习惯，自南北朝以来流行于佛教界。《佛名经》将大乘经典中的诸佛名字编辑在一起，进行一诵一礼拜。由于它没有繁杂的理论思想， 亦可以随时礼拜忏悔，因此深受僧俗信众所欢迎。虔诚的佛教徒认为，抄写《佛名经》即拜万佛忏，可使罪业尽消，令福报骤增，随心满愿。此卷绝非民间佛教徒抄写的粗疏潦草之物，书法干净利落，骨肉得中，洵可宝爱。
备 注：本拍品符合国家文物局制定一级文物定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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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世纪前期 南北朝写本 敦煌写经《仁王般若經疏卷》
水墨纸本 手卷
123.8×27.5 cm.
RMB: 300,000 -450,000
提 要：共3纸，经卷高度27.3CM，墨栏高度24.6CM，第一纸41.5CM ，第二纸41.5CM，第三纸40.2CM，六十五行，自“濡脆欲现”至“处名之为”，内有品名作“观空品第二”，首尾脱，有校改多处，误抄处用朱色涂抹。内容为对后秦鸠摩罗什译《佛说仁王般若波罗蜜经》所作的疏释。
著录：《敦煌学辑刊》P82，1998年第2期（总第34期）。
备 注：
1.此件附带木盒。附方广錩老师亲笔鉴定信一份，两页。
2.本拍品符合国家文物局制定一级文物定级标准。
经查此卷经疏早于隋代吉藏撰写的《仁王般若經疏卷》本，其中吉藏本就正宗文中品，对六义又分为四品，“雖有六義約為四。第一前之三品明能護波若亦名內護。第二護國一品明所護之國亦名外護。第三散華一品示物供物儀令人供養。第四受持一品明弘經人德行相貌。”而本卷对于中正说的六品经文，分为二分，前之三品明内护，下之三品明外护，这件是目前发现的早期仁王般若波罗蜜经疏的孤本，对于研究仁王仁王般若波罗蜜经以及早期佛教经疏的演变与流传具有极高的版本及文献价值。距今一千五百余年，纸薄而坚韧，字体古拙，是匡世弥珍，内有方广锠教授2002年手写鉴定证明一份。方广锠教授《中国散藏敦煌遗书目录（一）》一文对此卷有记载，此文曾发表于1998年第2期《敦煌学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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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世纪 南北朝写本 敦煌写经 《大智度论卷七十六》
水墨纸本 手卷
102.5×25.8 cm.
无底价
提 要:共2纸，经卷高度25.7CM，墨栏高度19.4CM 宽1.8CM，第一纸51.5CM 第二纸51.6CM。此经高25.8cm X 102.5cm存两纸，第一纸27行，每行17字，第二纸27行每行17字，开头“般若波罗蜜是菩萨”， 结尾“须菩提以是利益故”。原纸经染黄，有乌丝栏，原纸，纸张细腻轻薄，可见细密连纹，从纸张和书法来看是一件极其难得的千年墨宝，书法隶意浓厚，具有浓厚的六朝时期书法风格。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笔酣墨饱，庄严敦厚，书写规整秀丽，保存品相完好，历时一千五百余年而犹新，弥足珍贵，可堪藏界重宝。 谌延年，天津人，天津著名教授、学者，收藏敦煌写经卷并研究敦煌学多年，此件为谌延年先生旧藏。故宫新字154423号唐代写本《妙法莲华经》。
谌延年旧藏。钤印：谌延年得敦煌石室秘宝。
备 注：本拍品符合国家文物局制定一级文物定级标准。
《大智度论》简称《智论》、《大论》，亦称《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释论》、《大慧度经集要》，古印度佛教大德龙树菩萨（约三世纪）撰，是大乘佛教中观派重要论著。《大智度论》，是由龙树菩萨所造，姚秦弘始四年，鸠摩罗什于长安逍遥园中西明阁上创译，至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乃讫。《大智度论》堪称龙树菩萨晚年名著，为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之巨著。鸠摩罗什译本共一百卷，最初三十四卷是“大品般若初品”之注释，其后各卷则是节译，如果全部译出，或将超过千卷之数。《大智度论》全书所引经典极多，为理解大乘佛教之重要论书，对佛教学说、思想、用例、传说、历史、地理、实践规制、僧伽等解说甚为详细，所引经典、论书包含原始佛教圣典、部派佛教诸论及初期大乘之“法华”“华严”等诸经典，堪称“佛教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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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世纪 唐代早期 敦煌写经 金光明经银主陀罗尼品第十一
水墨纸本 手卷
85×23 cm.
无底价
提 要：
1.共2纸，经卷高度22.7CM，墨栏高度19.6CM，宽1.6CM，第一纸47CM，第一纸28行，每行17字。第二纸25.7CM，第二纸15行，每行17字。此经长 85cm，高23cm，民国卷轴装裱，纸经染潢，淡画乌丝栏格，纸张光滑细腻，本卷共两纸，卷首品名完整“金光明经银主陀罗尼品第十一” 装裱卷首写有冯汝玠题款，本卷品相完好，楷书遒美，笔势雄健洒脱，运笔胸有成竹，落笔收放自如，技法娴熟，水平高超，精到典雅，妙在手心，实属初唐书法之上等，难得佳品。
2.冯汝玠（民国），字志青，室名环玺斋，浙江桐乡人。辛亥革命年前任职清廷海军部，入民国，任江苏县知事、浙江绍兴、嘉兴公卖局局长。后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金石学、甲骨文、文字学及目录学。著有《文字总枢》、《文字形义总元》、《说文举例》等。
备 注：
1.冯汝玠旧藏。
2.本拍品符合国家文物局制定一级文物定级标准。
《金光明经》，又名《金光明最胜王经》，出自乾隆大藏经大乘五大部外重译经第0122部，由唐三藏法师义净翻译，与《妙法莲华经》、《护国仁王经》同为镇护国家之三部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在开阐如来秘密心髓、忏悔业障、积聚福德资粮以及弘扬佛法、护国利民等方面具有无比殊胜的功德!念诵此经，国家及持诵人可得四大天王保护 ，使一切世间有情安稳康乐。西域诸国对四天王之崇拜，以及中国金光明忏法之流行，均因信仰本经所致。本经译本有五种 一)《金光明经》，四卷，北凉昙无谶译。(二)《金光明帝王经》，七卷(或六卷)，陈•真谛译。(三)《金光明更广大辩才陀罗尼经》，五卷，北周耶舍崛多(一说阇那崛多)译。(四)《合部金光明经》，八卷，隋代宝贵等糅编。(五)《金光明最胜王经》(略称《最胜王经》)，十卷，唐义净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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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世纪 唐代写本 敦煌写经 《妙法莲华经卷第七》
水墨纸本 手卷
96×24 cm.
无底价
提 要：共3纸 经卷高度24.4CM 墨栏高度19.8CM 宽1.9CM。第一纸12.5CM，存7行。第二纸42.3CM，存23行。第三纸40.5CM，存22行。此长96cm，高24cm ，共计五十二行，开头始“宁上我头上”结尾“佛金在七宝菩”。每行17字，打纸染潢，砑光，上蜡，原纸，纸张精良，有乌丝栏，首尾均脱，此卷书法笔精墨妙，似由隋楷到唐楷过渡之体态，笔画挺拔端庄，线条洗练果断，抄写工整流畅。此卷特别之处在于有别与三部妙法莲华经译本关于妙法莲华经妙庄严王本事品位列第二十七，本卷位列第二十六，分品有别与其他卷本。
备 注：本拍品符合国家文物局制定一级文物定级标准。
《法华经》为大乘佛教初期经典之一。《法华经》成立年代约纪元前后，最晚不迟于公元1世纪，有七卷，八卷本之分，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是中国佛教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一部大乘经典，由于此经译文流畅、文字优美、譬喻生动，教义圆满，读诵此经是中国佛教徒最为普遍的修持方法。分为二门，三分，二十八品，前十四品为迹门，后十四品为本门。，第一序品为序分；第二品至第十七品中的“一切具善根，以助无上心。”为正宗分；此后十七品半至第二十八品共十一品半为流通分。
妙庄严王品述说药王、药上二菩萨的往昔事迹，他们为净藏、净眼二王子时，劝父母归依其师云雷音王佛，使他们听讲《法华经》的大善因缘，以显示遇佛、听《法华经》之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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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世纪 盛唐时期写本 敦煌写经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水墨纸本 手卷
97.5×25.3 cm.
无底价
提 要：经卷高度25.7CM 墨栏高度20CM 宽1.7CM ，此经长97.5CM，共两纸，第一纸48.5CM，第二纸48CM，每纸28行，每行约17字，经潢打纸，淡描乌丝栏格，此卷写经纸表面平滑细腻是盛唐时期的写经纸张，楷书书写规范虔诚，下笔干净遒劲，用笔雄浑厚重，结字扁方，尖起尖收，捺笔参以隶书和魏碑的笔意。气势磅礴，黄卷璨然，法华庄严，展卷后“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盛唐气象跃然于纸上，真乃佛光四溢，实为千年墨宝。《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简称《金刚经》。后秦鸠摩罗什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法本是最早也流传最广的译本。《金刚经》卷末著名的四句偈文：“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堪称一经之精髓。
备 注：本拍品符合国家文物局制定一级文物定级标准。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简称《金刚经》。后秦鸠摩罗什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法本是最早也流传最广的译本。《金刚经》卷末著名的四句偈文：“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堪称一经之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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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世纪 唐代写本 敦煌写经 《入楞伽經卷第七》
水墨纸本 手卷
100×26 cm.
无底价
提要：卷长100CM，经卷高度25.6CM，墨栏高度19.5CM，宽1.8CM。共3纸，第一纸42.1CM，第一纸25行，每行17字。第二纸47.3CM，第二纸28行，每行17字。第三纸15CM，第三纸9行，每行17字，首部品题“入楞伽经佛性品第十一”。经纸染潢，原纸，只在四点做一点粘连，开头用敦煌出土日本标记，有乌丝栏，书法运笔自然，妙在心手。收放有度。
备 注：
1.日本著名汉学家滨田德海旧藏。
2.本拍品符合国家文物局制定一级文物定级标准。
《入楞伽经》全称《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亦称《楞伽经》、《大乘入楞伽经》。其译名分别出自南朝宋元嘉二十年(443年)的求那跋陀罗、北魏的菩提流支、唐代于阗僧人实叉难陀。各译为四卷本、十卷本、七卷本。《楞伽经》是震旦禅宗初祖达摩祖师传灯印心的无上宝典，因此是历来禅者修习如来禅、明心见性最主要的依据之一。除此之外，佛于本经中详示五法、三自性、八识、二种无我，而这些法门，也都是法相宗、唯识学主要研习的对象，滨田德海（1899-1958），日本鹿儿岛县人。1924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后，随即进入日本大藏省，历经银行局、专卖局和主税局后，升至事务官，并曾以兴亚院专家身份长期在华供职。滨田氏热爱汉学，他收藏的敦煌遗书大部分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北京、天津等地购得，数量约一百多件，其中一部分为著名藏书家李盛铎藏品。滨田先生辞世后，其搜集的日本金融、税务文书捐赠给了母校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即“滨田德海资料”专门文库。其中的中国古代写经、写本和出土文书部分，经日本第37回国会议院运营委员会图书馆运营委员会于1960年12月13日进行审议，一部分以国库预算由国会图书馆购藏，余下藏品一直由其后人秘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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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世纪 盛唐时期写本 敦煌写经 《妙法莲华经卷第一》
水墨纸本 手卷
160×26 cm.
无底价
提 要：卷长160CM，经卷高度26CM，墨栏高度20CM，宽1.7CM。共4纸，第一纸10.5CM，6行，每行17字，第二纸49.6CM，28行，每行17字，第三纸49.2CM，28行，每行17字，第四纸49.4CM，28行，每行20字，经纸染潢，紧密细致，有乌丝栏格，此卷标准唐楷书写，墨色如漆，历千年而犹新，唐韵浓厚，规整有度，魄力雄强，气势恢弘，黄卷璀璨，展卷而观颇具高尚华丽，蓬勃向上的盛唐气派，而且是妙法经卷首开篇序品，人间罕物，千年法宝。
备 注：本拍品符合国家文物局制定一级文物定级标准。
《妙法莲华经》是中国佛教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一部大乘经典，由于此经译文流畅、文字优美、譬喻生动，教义圆满，读诵此经是中国佛教徒最为普遍的修持方法。分为二门，三分，二十八品，前十四品为迹门，后十四品为本门。，第一序品为序分；第二品至第十七品中的“一切具善根，以助无上心。”为正宗分；此后十七品半至第二十八品共十一品半为流通分。
1261
8世纪 唐代写本 敦煌写经 《普贤菩萨说此证明经一卷》
水墨纸本 手卷
277×25.5 cm.
RMB: 500,000 -800,000
提 要：
1.卷长277CM，高25.5CM ，界栏高19.9CM，丝栏宽1.6CM，存8纸，第一纸长16.4CM，10行，行17字，第二纸40CM，25行，行17字，第三纸40CM，25行，行17字，第四纸40CM，25行，行17字，第五纸后两行有旧裂，有旧藏印，第五纸40CM，25行，行17字，第六纸40CM，25行，行17字，第七纸40CM，25行，行17字，第八纸18CM，11行，行17字。经纸打纸，砑光上蜡，染黄，有乌丝栏格，纸张光滑细腻，质地轻薄如翼，书法体态飞檐，灵动有趣，个性十足，除有轻微虫蛀整体保存完好。
2.李泰棻旧藏，李泰棻（1896---1972），字革痴，号痴庵，河北张家口阳原县人。著名学者、史学家。其对诸子百家、甲骨文、金石学等研究，成为这些学科的必读书。主要著作有《今文尚书证伪》、《老庄研究》、《痴藏金集》及《续集》、《西洋大历史》、《中国史纲》、《西周史征》、《国民军史稿》、《方志学》、《绥远省通志》、《鲁迅遗事》等多部著作。
备 注：本拍品符合国家文物局制定一级文物定级标准。
《普贤菩萨说此证明经》，在隋唐时代的经典目录上它是作为伪经而出现的。隋代法经的《群经目录》卷二《群经伪妄》六这样记着: 《普贤菩萨说此证明经一卷》，此外《大唐内典录》卷十、《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十四、《开元释教录》卷十八等也有著录。
因此本经从其名称看来，似成于《法华经》、《华严经》普遍流行、普贤的功德大受称扬的时候，恐怕是六朝末期所撰述而一般流行于隋唐时代，但因早已散佚，其内容也不能知道了。
然而经过矢吹庆辉博士在英国、法国所存的敦煌本之中发见本经的存在后，经的本文也已被收入于大正藏（第85卷）的古逸部了。
本经一卷之所说，主要的在称赞普贤菩萨的威神力，对于一切众生要见弥勒佛应修如何功德的问题，经中教导他们积累出家学道、远离恩爱、修造塔庙、作井架桥等功德，就可以奉见弥勒佛。又说如果心中善于忆念普贤菩萨并读诵此经，种种灾难可以免除，一切所愿可以得到满足。
目前发现此经只有敦煌本有四种五件，斯坦因本一种,S1552号,伯希和本二种P2136、P2186号，日本大谷大学也藏有本经的一本，与P2186号内容一致，伍伦27号本一件，其中伯希和P2186号经题之前载着著名的《黄仕强转》，讲述的是唐高宗永徽年间，湖北安陆县人，黄仕强因病而假死，错入冥间，返阳之际冥官教他长生之法，就是去世间找出那卷功德最多的《普贤菩萨说证明经》，并书写三部，寿命一定会活到一百二十岁。仕强出了冥间的门，就降落到悬崖几千丈的地方，生还到这个世界来了。
于是他就照冥界所教，到处找寻《普贤菩萨说证明经》，好容易才完成了三部书写的工作。以后这个从来常易生病的黄仕强，竟忽然变为健康的人了。
其中就是讲述抄写《普贤菩萨说此证明经》的巨大功德。所以本场拍卖的这件《普贤菩萨说此证明经》为国内散藏可供流通的唯一一卷。
1262
7-8世纪 隋代写本 敦煌写经 《大般涅經卷第二十九》
水墨纸本 手卷
312×28 cm.
RMB: 400,000 -500,000
提 要：本卷长312CM，经卷高度27.2CM 墨栏高度20CM 宽1.8CM,共8 纸，第一纸26CM，存14行，每行17字，第二纸至第七纸，每纸42CM，23行，每行17字，第八纸33CM，存18行，行17字，经纸染潢，有乌丝栏格，有托裱，前部有轻微残破，整体品相尚可，楷体书风。楷法中留有隶意，近魏碑体，起笔、收笔有锋，运笔快捷利落，节奏鲜明；结体严整，书法有度，其笔画瘦硬，线条劲挺；字形整饬，四角外顶，风度爽峻，精神外扬。此经乃为有隋一朝仅30余年留存之法宝墨迹珍品。
备 注：本拍品符合国家文物局制定一级文物定级标准。
隋文帝统一全国后甚重文治、优礼学者，还“诏购求遗书于天下”《隋书•高祖上》，又尊佛教为国教，令天下建塔供佛，制定了保护佛教的法律条文。《隋书》卷三五《经籍志》载：“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百倍……”又于开皇十四年（594）令人编撰了《大隋众经目录》七卷，影响极大。
罗振玉谓：“东晋至隋唐中间二百余年，楷法实以渐进步，逮隋而大成”（《雪堂类稿•书画跋尾》），洵为不虚。”所以，隋代书法是融会了南北方书风的特点，既有温润隽秀的气质，又不失浑厚刚健的骨骼，既总括了南北书风之异彩，又为唐代法度化和标准化之前奏，诚如沙孟海所言：“（隋）上承两晋南北朝因革发展诡奇百变的遗风，下开唐代逐步调整趋向规范化的新局，这一过渡时期，是我国中世纪书法史上一个大关键。”
《大般涅槃经》是释迦牟尼佛住世时所说的最后一部经，详细记述了世尊示疾、预知涅槃、弟子请法、入波涅槃、舍利供养的全过程，共四十卷，分寿命、金刚身、名字功德、如来性、一切大众所问、现病、圣行、梵行、婴儿行、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狮子吼菩萨、迦叶菩萨、憍陈如等十三品，主要阐述佛身常住不灭、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等大乘佛教思想，传入中国后影响甚大。
1263
13世纪 西夏文写本 《喜金刚现证如意宝》
水墨纸本 手卷
27×316 cm.
RMB: 3,000,000 -4,500,000
提 要：卷长316CM，高27CM， 此卷西夏文所书《喜金刚现证如意宝》为存世孤本，元帝师八思巴著作西夏译本。据李若愚博士《西夏文（喜金刚现证如意宝）考释》一文考证：拍品为“元代帝师八思巴《喜金刚现证如意宝》上卷的西夏文译本，是一部修习喜金刚法的现正法本，内容由定始，止于出定部分诵咒定，卷末附有校定者提名，三行西夏文草书所作的修习法，以及抄写后核对的题记。”此三行西夏文草书在西夏文文献中极为罕见。本卷《喜金刚现证如意宝》不仅是迄今仅见的西夏译八思巴著作，也是迄今仅见的大致年代可靠的蒙元译本，对它的解读不仅能为研究藏传西夏文文献提供基本的资料，同时也为研究蒙元时期西夏移民的宗教思想提供了基本的历史数据，具体请参考李若愚博士一文。
备 注：本拍品符合国家文物局制定一级文物定级标准。
西夏文《喜金刚现正如意宝》不仅是迄今仅见的西夏译八思巴著作，也是迄今仅 见的有大致年代可考的蒙元译本，它首次证明了在蒙元时期，依然有党项遗民使用西夏文 来翻译佛教作品，对它的全文解读，将为西夏文献学与蒙元时期的佛教研究提供一份新的资料，而对其中的草书研究，也利于学界对西夏文草书与楷书的转写规律有更深入的理解。
《喜金刚现证如意宝》上卷的西夏译本，是一部修习喜金 刚法的现证法本，内容由入定始，止于出定部分的诵咒定。西夏文《喜金刚现正如意宝》不仅是迄今仅见的夏译八思巴著作，也是迄今仅见的有大 致年代可考的蒙元译本，对它的解读不仅能为研究藏传西夏文文献提供基本的资料，同时也 为研究蒙元时期西夏遗民的宗教思想提供了基本的历史资料。西夏文《喜金刚现证如意宝》可以作为一个实证来证明孙教授 的推论。该西夏文是译自八思巴用藏文所写的《喜金刚现证如意宝》这篇著作。此前学界并 不知道《喜金刚现证如意宝》还有其它文字的译本。事实上该书尚有西夏文译本存世。该译 本此前未见报道，原件来历不详，为一名未透露姓名的收藏家所有，实物现存于北京泰和嘉 成拍卖公司。本项研究依据的照片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刘石教授转交给聂鸿音先生的。照片 表明西夏文原件为卷子装行楷写本，墨框勾栏，行 23 至 26 字，卷首题“喜金刚现证如意宝 上卷”，卷尾题“喜金刚现证定次上卷”，其后附有校订者的题名、三行西夏文草书所作的修习法，以及抄写后核对 的题记“一遍校”。全文未见确切的年代题署，今考对应的藏文原本卷尾有如下 记述:[顶礼萨迦班智达之足尘，此《喜金刚现证如意宝》系八思巴于阳土马年藏历九月 作于汗王忽必烈之大殿。]
这则题记表明最初的藏文原本完成于阳土马年(1258)，那么西夏文本的翻译一定不会 早于这个时间。表面上八思巴提出的是宗教教规，其实际目的是将教权至于王权之上，这是忽必烈所不 能允许的，在王妃察必的调和下，藏传佛教教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影响王权的要求， 这也直接影响了整个元代的宗教政策，也是蒙古统治者崇信藏传佛教，设立帝师制度之滥觞。
而通过向汗王忽必烈授予喜金刚灌顶，八思巴与忽必烈建立起了供施关系，八思巴也终于在 蒙古王室谋求到了一席之地。之后，忽必烈及蒙古皇室成员也纷纷向八思巴求经问法，藏传佛教逐渐在元代宫廷开始 流行，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八思巴用藏文写了《喜金刚现证如意宝》(dpal kye rdo rje’I mngon rtogs yid bzhin nor bu)这样的著作，完整呈现了喜金刚成就法的各种现证仪轨，来指导喜金 刚法的观想修行。除此之外，八思巴还为皇室成员撰写了诸多教诫，如《给启必贴木儿所写 的珍珠宝串》(ji migs de mur la gtam du byung ba nor bu’i phreng ba)、《为忙哥剌所写的吉祥 宝串》(mangala gtam du bya ba bkra shis kyi phreng ba)、《给皇子那木汗的信》(rgyal po mo no gan la springs yig)、《授忽哥之教诫》(ho go la gdams pa)、《授王妃布那达日噶之教诫》(de gu bho ga la gdams pa)、《授汗王真金之教诫三篇》(rgyal po jim gyim la gdams pa gsum)、《给王 子寄送的讲经文九篇》(rgyal bu la springs pa chos gtam dgu pa)等一系列教诫讲义，蒙元皇 室开始念经、受戒、斋僧，崇佛之风开始在皇宫内部盛行，藏传佛教被抬升至国教的地位， 蒙元宫廷中藏传佛教一支独大的地位也正式确立。
1264
8-9世纪 唐代中期 敦煌写经 古藏文 《大乘无量寿宗要经》
水墨纸本 手卷
540×31.1 cm.
RMB: 500,000 -600,000
提 要：卷长540cm，卷高31.1cm，《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寓意吉祥，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开展抄经活动的短短十四年间，专门用来为统治者祈福。此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使用平整厚重的藏纸抄写，共十二纸，每纸分左右二栏，以硬笔从左向右书写，有乌丝栏。经卷首尾俱全，通卷抄写《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四遍。首题古藏文「rgyagarskadduApirimitaayurnamahayanasutra」，「梵云无量寿宗要经」，「bodskaddutshedpagdumyedpavzhesbyabathegpachenpovimdo」，「蕃云无量寿宗要经」。尾题古藏文「tshedpagdumyedpavzhesbyabathegpachenpovimdordzogsso」，「无量寿宗寿经终了」。尾有抄写者题记：杜禄勒抄。
《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篇幅相对短小，故往往只有抄写者署名，而没有校对人。如敦煌市博物馆藏Db.t.0240《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共抄写十遍，其中第一－五遍有写经题记，第六－十遍无写经题记，题记只有抄写人，没有校对人。但此卷卷面有刮改痕迹，说明经过严格校勘。九世纪初的吐蕃统治时期，正处于第二次藏文改革前，藏文的书写形式、文法规则、书法书品都与后期的藏文有着明显的不同。敦煌藏文写卷中的文字具有易于识别的显著特点。此卷字体、书风与公藏同时期敦煌遗书一致。
备 注：本拍品符合国家文物局制定一级文物定级标准。
吐蕃敦煌抄经概况与《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简论
八世纪中期，崛起中的吐蕃势力迅速扩张，而安史之乱中的唐朝国运急转直下。一张一弛之间，军政交锋引发文明的碰撞与交融。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和宗教圣地，深深吸引了被誉为藏传佛教三大「法王」之一的吐蕃赞普--墀松德赞及其拥护者。除了开疆辟土和经济利益，为了从这个「善乡佛国」引进唐朝先进文化、汲取佛教思想，吐蕃军队从大历十一年（776）起对敦煌进行了长达十一年的围困，直至贞元二年（786）方实现和平占领。在统御敦煌的近七十年时间里，以墀松德赞和另一位「法王」墀祖德赞为首的吐蕃统治阶级大力扶植佛教，开窟造像，缮写佛经。慕名而来的吐蕃僧团虚心学习敦煌佛经抄写、管理制度的成熟经验，官方同时组织汉藏两种文字的佛经抄写。敦煌大规模的写经事业开始于吐蕃统治敦煌的中后期，即吐蕃第三位法王墀祖德赞执政时期（815-838）。在敦煌以抄经坊为基层单位，形成了近七百人的多民族经生队伍。可以说，这既是一次兴佛壮举，也是一场大规模的文字普及运动。但公元八三八年，墀祖德赞被谋杀，继位的达朗玛赞普下令灭法，封闭所有寺院佛殿，毁坏佛像和佛教经典，吐蕃本土的佛教势力遭受了重大打击。千里之外的敦煌虽幸免于难，但是大规模的抄经活动终止了。因此，敦煌遗书中的古藏文写经都是在这短暂的十几年中写成的，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
从藏经洞出土的古藏文佛教文献看，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所抄之经主要为《十万般若波罗蜜多经》和《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本次上拍的这卷卷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古藏文写经是《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法国、英国、日本天理图书馆、龙谷大学、台北中央图书馆、中国家图书馆、甘肃省等均有收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为净土三经之一。敦煌写卷中有汉、蕃两种文字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缮写此经所作的功德是对吐蕃赞普的赞颂和祝福，当局十分重视。经卷汇集于龙兴寺之经库中，汉文《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写卷一百三十五卷，蕃文写卷四百八十〇卷，计六百一十五卷。从这些写卷的字形上看，九世纪初第二次藏文改革前的一般特征明显。吐蕃时期第二次文字改革前，藏文的书写形式、文法规则、书法书品都与后期的藏文有着明显的不同。
敦煌古藏文佛经有两种装帧形式。梵夹装，卷轴装，藏文以硬笔（竹笔或木笔）横书。从墨迹观之，多深浅不匀，有洇透现象，用墨含胶较轻。抄经所用的是宽约三十一-三十三厘米、外观粗厚的藏纸，通常由多张纸粘接卷制而成，单纸长约四十五厘米，每纸两栏，隔栏宽约一.五厘米，栏平均书写经文约十九-二十一行。用于抄写《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纸张裁切较为整齐，抄写一遍平均用纸三张，总长约一百三十五厘米，但抄写多遍后粘接在一起的也很普遍。因《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寓意吉祥，多为做功德的人雇人抄写，视个人能力可长可短，多则十遍，少则一遍。抄写《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所使用的藏纸，坚韧厚实，耐拉抗蛀，色呈灰白或淡黄。造纸的主要原料包括瑞香狼毒、沉香、山茱萸科的灯台树、杜鹃科的野茶花树和故纸等。瑞香狼毒有剧毒，虽然不是造纸的上乘原料，却可以防虫，有利于纸张的长期保存。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抄经坊，写经生终日疾书，校对人严谨勘核，佛经至少经过三校方能入函入藏。在这样严格的约束下，产生了一大批高质量抄本。这两卷书法流丽、纸墨精良的古藏文《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写经，见证了青藏高原通过丝绸之路与中原文明的交流融汇。在吐蕃势力撤出敦煌后的百年时间里，藏语仍然是丝绸之路上的通用语言之一，而古藏文写经的魅力日益被世人顶礼。
1265
7-8世纪 唐代写本 敦煌写经 《妙法莲华经卷第六》
水墨纸本 手卷
645×25 cm.
RMB: 1,200,000 -1,800,000
提 要：本卷长645CM ，经卷高度25.5CM 墨栏高度20.1CM 宽1.6CM共14纸，第一纸46.6CM，第二纸至第十三纸每纸约47CM，第十四纸31.8CM，每纸28行，每行约17字，经纸染潢，淡画乌丝栏格，可见淡淡连纹，首断尾全，整卷为原纸未装裱，第五纸有品题“妙法莲华经如来神力品第二十一”第七纸有品题“妙法莲华经嘱累品第二十二”尾题有“妙法莲花经卷第六”和“景龙二年四月一日佛弟子孙达子为七代父母所”保存至今，尤为可贵，书法唐风唐韵，书写潇洒流畅，乃藏经洞唐人写经中精品。
备 注：本拍品符合国家文物局制定一级文物定级标准。
敦煌数万经卷中附写题记者仅千余件”，而有题记、长度达6米及以上的则更为稀少，经洗劫后在国内著名收藏机构也极为稀见。
本写经簾纹厚黄麻纸，并且题记、首尾俱全，更显其难得珍贵。带有纪年、落款的写经本身便是极为难得。历经千年更难得一见，由此可见本卷经书的问世之殊胜！
妙法莲华经 ，简称《法华经》， 在古印度、尼泊尔等地长期流行。在克什米尔、尼泊尔和中国新疆、西藏等地有40多种梵文版本，分为尼泊尔体系、克什米尔体系(基尔基特)和新疆体系。尼泊尔体系版本约为11世纪后作品，保持完整，已出版5种校订本。1983年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用珂罗版彩色复制出版了由尼泊尔传入、珍藏于西藏萨迦寺的法华经。
《法华经》是释迦牟尼佛晚年在王舍城灵鹫山所说，为大乘佛教初期经典之一。《法华经》成立年代约纪元前后，最晚不迟于公元1世纪，因为龙树菩萨(公元150-250)的著作《中论》、《大智度论》已引用本经文义。另外《大泥洹经》、《大般涅盘经》、《优婆塞戒经》、《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大佛顶首楞严经》等诸经皆列举本经经名并援引经中文义，可见本经之成立年代较以上诸经为早。七卷，或八卷，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 是佛陀释迦牟尼晚年说教，明示不分贫富贵贱、人人皆可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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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世纪 唐代写本 敦煌写经 《妙法莲华经卷四》
水墨纸本 手卷
26×767 cm.
RMB: 800,000 -1,200,000
提 要：卷长767CM，共17纸，经卷高度25CM ，开头起“来世当得作佛号”，终“但惜无上道”。
第一纸39.5CM，第二纸至第十一纸每纸约47CM，第十二纸13.4CM，第十三纸至第十七纸每纸约48CM，每纸28行，每行约17字，经潢打纸，有乌丝栏格，经卷书法灵动，笔势圆劲，前后一气呵成，颇有盛唐气象。结字精妙，回腕转折处，尚可见隶楷变迁。经卷为原纸未托裱，背面有唐代吐蕃时期古藏文写经裱补，藏家历时40余年珍藏，为拍场首次露面，殊为难得。
备 注：
1.本拍品符合国家文物局制定一级文物定级标准。
2.勿我负人 化隆县宗如鉴藏之章
妙法莲华经 ，简称《法华经》， 在古印度、尼泊尔等地长期流行。在克什米尔、尼泊尔和中国新疆、西藏等地有40多种梵文版本，分为尼泊尔体系、克什米尔体系(基尔基特)和新疆体系。尼泊尔体系版本约为11世纪后作品，保持完整，已出版5种校订本。1983年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用珂罗版彩色复制出版了由尼泊尔传入、珍藏于西藏萨迦寺的法华经。
《法华经》是释迦牟尼佛晚年在王舍城灵鹫山所说，为大乘佛教初期经典之一。《法华经》成立年代约纪元前后，最晚不迟于公元1世纪，因为龙树菩萨(公元150-250)的著作《中论》、《大智度论》已引用本经文义。另外《大泥洹经》、《大般涅盘经》、《优婆塞戒经》、《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大佛顶首楞严经》等诸经皆列举本经经名并援引经中文义，可见本经之成立年代较以上诸经为早。七卷，或八卷，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 是佛陀释迦牟尼晚年说教，明示不分贫富贵贱、人人皆可成佛。
1268
7世纪 唐代早期写本 敦煌写经 《妙法莲华经卷第四》
水墨纸本 手卷
1008×26 cm.
RMB: 1,200,000 -1,800,000
提 要：此经长1008CM，共20纸，经卷高度25.8CM，墨栏高度20.1CM，宽1.7CM，第一纸15CM，第二纸至第十八纸每纸约41.8CM，第十九纸50.2CM，第二十纸46CM，每行17字，经潢打纸，砑光上蜡，乌丝栏格纤细，卷轴装裱，经轴为原轴，经卷部分为原纸，首尾俱全，品相极佳。首题“妙法莲华经授学无学人记品第九”尾题“妙法莲华经卷第四”。本卷无论是从纸张还是从书法或是装裱来看都是一件非常珍贵难得的敦煌写经之精品，纸张表面槌捣光滑细腻，轻盈有韧性，加之砑光上蜡属写经纸中尚品，书法更是抄写工整，气韵流畅，心向圣佛，一气呵成。历经千年又由于历史原因敦煌写经大多残缺不全，首尾完整原轴装裱者更是寥若晨星，存至今日实属难得，千不存一。本卷宝华庄严是件不可多得的唐代墨宝。
备 注：
1.本拍品符合国家文物局制定一级文物定级标准。
2.袁励准旧藏并题签：唐人写妙法莲华经卷四。
此卷唐人写经的藏家即是中南海正门新华门三字的书写者，新华门坐落在北京西长安街西段，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的正门，也是最高行政权力的象征，也被寓意中国国门的象征。石青地金字楷书“新华门”三字棋匾，悬挂在楼前檐下。金红交辉的大型国徽高悬在二楼檐际。新华门匾额由晚清翰林袁励准书写。“新华门”匾宽1.6米，高0.64米，为正宗馆阁体，字体雄劲有力，至今仍悬于门上。
袁励准（1876—1935）字珏生，号中州，别署恐高寒斋主，河北宛平人。原籍江苏常州，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进士。袁励准授翰林院编修，侍讲，会试同考官。光绪三十年擢南书房行走，先后为光绪、宣统两帝之师，光绪末年出任京师大学堂总务长，民国后任清史馆编纂，辅仁大学教授。在辅仁大学中国画系讲授《中国绘画史》。袁励准是清末民初著名学者，书画名家和收藏家，诗文书画俱佳，名噪京城。善于鉴赏和收藏，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书画作品中，如《康熙南巡图》、《金鱼百影图》等，都留有袁励准的题跋或题签。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后，先生被聘为鉴定委员，精于书画，书法造诣颇深。行楷宗米元章，篆学李杨冰，文静典雅，甚得时誉。画学马远，亦有高致。能诗。可称得上一代才子。收藏驰名于世。
清逊帝溥仪移居天津后，常邀老师袁励准前来小住，并帮其处理一些事务。溥仪先生所著的《我的前半生》中曾多次提及老师。因袁励准背负两帝师的盛名，民国三年（1914）的时候，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把中南海当成了总统府。新华门作为中南海正门，袁世凯认定题新华门匾额非袁励准莫属，亲自派内务总理朱启钤请题“新华门”，并付润费五百大洋。此匾青地金字，书体为正宗馆阁体，“苍劲雄浑、遒劲刚正”。
袁励准家族子侄后辈，亦不乏才俊之士。袁励准的弟弟袁励衡先生为民国初年交通银行的创办人之一。其子袁行健是电子工业部第十设计院总设计师，著名的“北京牌”电视机生产线主要设计者。袁励准的侄女袁晓园（袁行洁），著名文字学家，是袁氏汉语拼音方案的发明者，全国政协委员；其侄袁行霈，著名文学史家，北京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馆长、民盟中央副主席。袁静（袁行庄），即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作者之一，现代著名作家。袁励准另有一侄女袁行恕，其女就是著名作家琼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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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17 00:1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