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院刊︱乾隆时期宫廷琴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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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宫博物院现藏88张古琴中，有74张来自清宫旧藏。其中唐琴有声名赫赫的“大圣遗音”等，宋官琴、野斫各有代表，元明清佳器列陈。这批古琴经过此前系统的整理、拍照、扫描、出版，已成为海内琴学研究最重要的资料。而研究清宫旧藏古琴，除了要自琴作为乐器的角度予以关注外，还应特别注意它们是宫廷历史的组成部分。乾隆一朝对宫廷收藏多有整理、著录，而对古琴的整理情况尚不明晰；同时，作为一位有着较高文化修养的皇帝，乾隆帝本人对古琴持何态度，都值得详加探讨。本文拟以清宫旧藏古琴相关文物与清宫档案相结合，发掘《清高宗御制诗》相关内容及其他史籍，从乾隆时期宫廷古琴的鉴藏、陈设、制作及欣赏等四方面查考史实、论述乾隆朝宫廷琴事。
　　一 　　乾隆时期宫廷古琴的整理与鉴藏
　　2010年，自民国初年即见于《琴学随笔》著录，与故宫博物院藏明“音朗号钟”铜琴（图一）同属乾隆御赏的宋官琴“松石间意”（图二）现身，又一次引起了世人对乾隆帝鉴藏古琴的注意。
　　

　　图一 “音朗号钟”及琴盒
　　

　　图二 “松石间意”及琴盒
　　乾隆皇帝即位时宫廷藏琴继承自其父雍正皇帝。雍正四年雍正帝下令全面搜罗紫禁城、景山、畅春园等五处藏琴一百二十张，经认看所得“出等”及“有等次”琴二十一张，着配做红、黑漆匣盛装。通过对乾隆朝造办处档案的查阅，乾隆皇帝对它们的关注始见于乾隆四年，此年十月乾隆帝提看了这二十一件琴匣，命造办处“将此一件黑漆琴匣钩搭改做合扇”“将无款红漆琴匣另改做黑漆，其无款琴匣十九件俱刻乾隆年制”。此时这批古琴在数量上仍为二十一张，但琴匣颜色、式样有了改变，加刻“乾隆年制”款。同时，开始对其中承装的古琴进行甄选：
　　（乾隆五年）闰六月初八日，司库刘山久、催总白世秀来说，太监高玉交漆琴二十二张，各随锦囊，传旨：将此琴用现刻字漆琴匣配合盛装，如装不得即行改做或另做匣盛装俱可。再添做琴匣二个。钦此。
　　旨意中明确提出再做两个琴匣，可知乾隆帝对这批琴的数量已有安排。而旨意中所述“如装不得即行改作或另做匣盛装”，显见此次交出的二十二张琴并不是在雍正皇帝所选择的二十一张琴中简单添加一张，而是有了取舍调整。此时这批古琴的数量变为二十三张。这二十三张古琴，正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乾隆御赏头等琴的最初组合版本，琴匣上琴名、时代及“大清乾隆辛酉年”款即完成于此次整理之后，在档案中留下了“懋勤殿首领郑爱贵、夏安为填上交琴二十三张金字，用大赤金一千张”的记载。
　　至乾隆十年，内府古琴的整理进入第二个高潮。此年仅见于档案的古琴“收拾”、修复就达十余张。现藏故宫博物院的明琴“古梅华”是一张无底观赏琴（图三），在档案中被称为“梅花假琴”，修复于乾隆十年六月，查琴腹中的御制诗创作时间，正是见到修复完好的“古梅华”后的即刻题咏。
　　

　　图三“古梅华”（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宋“清籁”、宋“海月清辉”、明“峨眉松”三张清宫旧藏的名琴上，都有与“古梅华”相类的臣工题咏，为一时之作，此年宫中琴事之盛可见一斑。正是有了这一年对宫廷藏琴大规模的查考、修复、鉴赏，乾隆皇帝显然对此前二十三张琴之配置有了新的看法：
　　（乾隆十年）七月初七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各式琴二十四张，内二十一张随匣，三张无匣，铜琴一张，本纸折一件，洋漆匣一件，内盛钥匙二十一件。传旨：着将无匣琴配匣，添月白穗子，有不齐全处粘补收拾；其三号改一号，四号改二号，五号改三号，六号改五号，四号、六号并二十四号俱添做配匣写号；内一张明制改宋制。
　　从这条档案中透露的信息，我们可知乾隆帝从之前的二十三张琴中舍去了两张，新增了三张（故二十一张有匣，随钥匙，三张无匣），重新排定了各琴的次序，还重新判断了其中一张的年代，为二十四张琴配置了统一的穗子和琴套。至此，这套历经两朝帝王亲自拣选的御府珍藏，自雍正四年至乾隆十年，耗时二十年最终定型。
　　关于这二十四张头等琴的陈设地点，乾隆十年十月十八日《内务府大臣海望等奏为销算修理重华宫等工程用过银两事折》有如下记录：“翠云馆添做仙楼、包镶框琴搁、书架油画”，所谓的“包镶框琴搁”应该是与存放古琴相关的家具。现存道光十九年《乐善堂重华宫现设陈设档》，翠云馆明间宝座左右两侧为“东西格”，内设“漆琴二十四张，内古铜一张，俱随锦套、漆盒盛装。随琴谱两套共三册”。结合乾隆十年奏销档，可见放置古琴的“东西格”应即是所谓的“包镶框琴搁”，再根据其上古琴的数量、形制，包括“内古铜琴一张”的叙述，可以判定这就是乾隆十年所厘定的二十四张头等琴。也就是说，乾隆十年九月二十四张头等琴最终厘定、装匣完成，同年十月即在翠云馆为它们量身打造了安置空间。这个陈设形式一直延续至光绪时期。
　　乾隆一朝对宫廷收藏多有整理著录，而唯对雅乐之首的古琴，一直以来未见官方著录传世。在《活计档》中，笔者找到了如下记录：
　　（乾隆十年）七月初五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琴二十四张着造办处画小样呈览，其抽小尺寸问庄亲王，有定规。钦此。
　　于本月初一日，司库白世秀将画得抽小琴纸样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着向懋勤殿要册页，看按册页上大小抽小画样呈览。钦此。
　　可见乾隆十年时，乾隆皇帝曾以内府古琴定级的完成为契机，编撰过一部古琴图谱，将此廿四张名琴著录其中的。《中国古琴珍萃》一书中，收录了一套名为“查阜西旧藏《乾隆御题琴谱册》”的册页（图四），从释文内容上可以看到，这十张琴属于“头等”三号至十二号。综合册页绘制的制度和精细程度，结合前引档案，这套册页应该就是乾隆十年所绘制的头等琴二十四张之册页的孑余部分。乾隆皇帝甄选的廿四张头等琴，除了此套册页中所著录的十张，以及现存“音朗号钟”“松石间意”两件实物外，剩余十二张名、物暂已无可考。这些册页中的图像和详细的文字描述是对清宫藏琴情况最重要之补充。
　　

　　图四《乾隆御题琴谱册》内页“九霄鸣珮”
　　二　　乾隆时期宫廷古琴陈设状况
　　根据现存文物、文献，乾隆朝宫廷陈设有古琴的区域还包括咸福宫、弘德殿、瀛台素尚斋、盛京等处。
　　《故宫古琴图典》著录清宫旧藏明朱漆雕花戗金龙纹“太古遗音”琴箱一件，在笔者对故宫博物院古琴相关文物的整理过程中，发现另有三件龙纹填漆琴箱。三件琴箱在箱底内缘上方正中均有刀刻款，分别为“大明万历庚戌年制”“大明崇祯辛未年制”“大明崇祯丁丑年制”（图五）。
　　

　　图五明崇祯辛未款填漆琴匣
　　结合风格及款识，四件琴箱均符合万历至崇祯时期御用监官造漆器特征，可以确定为万历、崇祯时期宫廷御用器物。笔者于《活计档》中检得档案：
　　（乾隆十年）七月十三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填漆琴匣，内各盛琴，传旨：交内务府大臣着人带往盛京。钦此。于十一月初二日将填漆琴匣四件交盛京人带去讫。
　　《活计档》载同年稍晚，乾隆帝又下令送一批明皇室御用器物至盛京。结合乾隆帝对登基十年所做的诸如谒陵、减免赋税等种种纪念活动，乾隆帝将这批明代皇家的御用器物和题名“御用”的明宫琴送至盛京，可以说，是让未曾入关的列祖列宗一览得自前朝的“战利品”，以示告慰。特别是选择作为礼乐正统代表的古琴，其中更有宣示鼎革的意味。
　　三　　乾隆时期宫廷斫琴活动
　　根据《活计档》记载，乾隆十年，造办处及苏州织造曾奉旨以瀛台补桐书屋枯死桐木为材料，制作古琴四张，这是乾隆朝仅见的宫廷斫琴记录。笔者认为，档案中详述四琴以白玉制做岳山、承露、上下龙龈等部件并“龙池不必开”，从古琴发声原理及弹奏实操角度分析，实已说明四张琴实际并不具有实用功能。结合高宗御制诗文，可以说正是补桐书屋及其中栽种的桐树对于乾隆皇帝的独特意义，才促成四琴的制作，四琴是作为充满皇帝个人情怀的纪念品而产生和存在的。
　　四　　乾隆皇帝身边的琴人
　　乾隆帝自己并不会鼓琴，他于此也并不讳言，称“失学未曾解操缦”。现在我们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位明确见于史籍的为乾隆皇帝演奏的琴人，是一位名叫唐侃（或写作唐铠、唐凯）的副都统。从现有材料中看，凡乾隆帝御制诗、文及《八旗通志》等官方典籍中，此人名皆写作“唐侃”，上文提及的头等琴琴谱中也署名“唐侃”。而笔者查阅《活计档》中，奉旨为内务府认看古琴、定级之人名则见写为“唐凯”、“唐铠”：
　　（乾隆十四年）五月十六日，司库白世秀、达子来说，太监胡世杰交漆琴一张，随囊。传旨：俟驾幸香山之时交唐铠认看。钦此。
　　于本月二十五日，司库白世秀、达子将漆琴一张据副都统唐铠认看得系头等的，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
　　从档案中认看古琴一事及“驾幸香山”“副都统”等细节来看，“唐侃”和“唐凯”确为一人。无独有偶，古琴界一直以来对一名“唐凯”的斫琴家有模糊的认识。现所知存世“唐凯”款琴共七张，其中“鸣冈”有康熙五十年自署款，“猿啸青萝”“一池波”琴身上的满汉合璧印，其满文印文字体为满文篆字，这是乾隆朝对满文字体进行厘定的成果。也就是说，这位斫琴的唐凯亦是活跃于康雍乾三朝的满洲琴人。分别出现在文献与实物中精于琴学的“唐凯”，生活年代和族属亦可以完全吻合，推论其实为一人是完全合理的。
　　本文作者：王跃工，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研究馆员。
　　本文原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2期，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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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张林　　美编/鲁婉卓